连续七次，中央一号文件全都是关于“三农”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态中一个不成文的规则。然而，“三农”问题还是年年难过年年过！ 

　　今年刚刚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问题有何新办法？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诠释，今年的文件中有五个“把”：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这被视为党的十六大以来的重要经验。 

　　从近两年的政策来看，除了统筹城乡这个新提法之外，在“三农”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政策变化，是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比如去年在中央层面有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工信部还提出了电脑下乡、宽带下乡，今年又有建材下乡，鼓励农民建房以拉动内需。在我们看来，虽然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些政策的重点都是着眼于挤出农村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让农民掏钱消费，期望以此来拉动内需。然而，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农村有多大的消费潜力呢？ 

　　要增加消费，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增长。但恰恰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觉得政策部门出现了很大的误区！作为民间智库，安邦掌握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并不乐观。2001年到2009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分别为8.5%、13.4%、9.0%、7.7%、9.6%、10.4%、12.2%、8.4%和9.8%，同期GDP增速分别为8.3%、9.1%、10.0%、10.1%、10.4%、11.6%、11.9%、9.6%和8.7%，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分别为4.2%、4.8%、4.3%、6.8%、6.2%、7.4%、9.5%、8.0%和8.5%。 

　　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收入的确在增长，但在增速上既落后于城镇居民，又落后于GDP增速。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在城乡差距中被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农民分享经济增长收益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的消费能力增长是极为有限的，他们兜里的钱经不起掏！去年以来，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运动已经挤出了相当一部分农村消费能力，今年的建材下乡和鼓励建房又会挤出一部分消费能力。但农民的收入增长水平，很难承受这些“运动”式的多轮挤压消费。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农民是根据其收入水平来安排如何消费的，多种下乡实际上是提前预支了农民未来的消费能力。安邦资助的一项《七省农村消费调研报告》显示，51.21%的家庭并不会因为家电下乡而购买家电，农民存钱以备的最大消费支出是子女教育和盖房。如果不考虑收入增长，现在用政策把农民手中的钱“逼”出来消费，有些“涸泽而渔”的味道。 

　　在我们看来，中国农村地区最需要的政策不是挤压消费，而是长期的休养生息。除了此前免除农业税之外，还包括加大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如修路、农村电网改造、水利设施等；发展、放活农村金融服务；完善农村基本医疗网络等等。休养生息政策必须长期、持续和系统，要把它当作对农村60年来承受“剪刀差”的弥补，把反哺农村当成社会事业来做！ 

　　这些政策还不是全部，在我们看来，未来保障农民利益的最重要的改革，是赋予农民土地产权，不管是宅基地还是耕地，中国都需要突破现有的某些法规限制，从根本上来保证农民从土地产权中获得权利和收益！ 

　　我们并不否认政府近年来为解决“三农”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和投入，但作为民间智库机构，安邦认为中国农村政策的方向和重点更为重要，决策层应该从全面调整利益格局、从中国社会未来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高度，更加准确地把握政策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