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消费的高增长，特别是汽车等可选消费品的高增长并不是偶然的，存量财富的消耗支撑了消费的高增长。这其实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内生增长的阶段，所谓的内生增长的逻辑指的是：1）消费是不需要刺激的，偏好消费是人的天性；2）收入决定消费边界，收入约束放松，消费自然生成；3）人性相通，消费遵循最朴素的规律。 

　　因此，当中国的财富积累到了能满足可选消费品的普及与升级的程度后，消费内生性便形成了。从工业化形成的阶段来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走向成熟”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交汇期，消费的内生性成长应该非常明显，然而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财富存量的消耗至多可满足消费高增长两年。 

　　制约之一：宏观背景 

　　从耐用消费品普及的宏观环境来看，与日韩做具体比较，我国在城市化率、油价、汇率等方面都不及当时日韩消费升级时的宏观环境。 

　　首先，日韩当时城市化率较中国目前要高。日本在1970年时，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0%，较中国目前官方公布的46%的水平要高得多。城市化程度高意味着收入水平较高，城乡差距较小。 

　　其次，普及耐用消费品时国际原油(80.13,0.47,0.59%)价格相对较低。按2008年价格计算的国际原油价格，在日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为10-15美元/桶，韩国则为20-30美元/桶，而中国目前则处于70-90美元/桶，普及成本较高。 

　　再者，汇率低估也增加了消费成本。 

　　制约之二：收入分化与制度僵滞 

　　中国的收入分化严重已是事实。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46.9，仅低于巴西的57，远远高于韩国和日本。 

　　从中国住户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收入分化呈加快趋势。以中等收入为标准，2001年后，最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比例迅速上升，从2.38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3.15，差距迅速拉开。 

　　收入分化对消费的影响是直接的。经济学上证明了不同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过于剧烈的收入分化会导致经济陷入僵滞状态。即，富人有消费能力，但没有消费动力；穷人有消费动力，但没有消费能力。 

　　严重收入分化导致经济拉美化，消费阶段性停滞。拉美化使得国家人均收入在达到高峰后会停滞。从巴西汽车的普及率来看，大宗耐用消费品也将在迅速普及后长期陷入低谷，“高额群体消费阶段”并不能持久。 

　　政府正在通过住房供给、提高劳动者工资、提高转移支付水平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来解决收入分化困境。但历史的经验表明，这将是特别缓慢的一个过程，对消费会有长期的制约。 

　　制约之三：存量财富消耗 

　　直接决定消费内生增长的因素是存量财富的消耗，即储蓄能够支撑可选消费品的普及与升级的长度与高度。 

　　中期消费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储蓄，储蓄形成的规律决定了可选消费品呈阶段性增长。储蓄增长的走势基本领先消费增长14个月。例如储蓄增长与汽车销量的关系高度相关，前者的低点出现后，14个月后，后者的低点出现。 

　　2009年以来储蓄增长明显加快，创上次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纪录，2009年1-12月份累计增长19.7%，高出1997年、2002年和2005年5个百分点,高于同期消费增长率5个点。根据我们的推算，2009年的消费同比真实增长17%，其中5.5%的真实消费是由即期的资产消耗支撑的。当居民真实收入增长10%，政府财政补贴增长0.5%，通货膨胀率为3.5%时，消费真实增长率若要保持在16%的水平上，需要消耗的即期资产为9%。如此，2010年的储蓄累计同比增长将会回落至11%左右，2011年将回落到8%以下。因此，虽然中国消费的内生增长机制已经形成，但要维持如2009年般的高增长，若无新的收入支撑，将不会超过两年。 

　　（作者分别系中信建投证券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