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欧元区陷入困境的经济体是否能够通过退出欧元区并贬值货币而解决问题，欧洲和美国之间出现了分歧。

　　问题集中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甚至爱尔兰等国如何能够降低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以便能跟上欧元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德国的脚步。

　　在欧元诞生之前，通常的反应会是贬值货币。现在，贬值货币的代价看起来高得让人望而怯步。

　　贬值货币能够立即造成以欧元计价的合约违约潮。甚至是退出欧元区的可能都会使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大撤退。这将可能产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成博格(Barry Eichengreen)所说的“所有金融危机之最”。

　　让我们现在像优秀的经济学家一样假定金融危机已经过去。那么贬值货币能奏效吗？

　　在美国，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认为可以。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说，贬值货币是符合“宏观经济原理”的，而哈佛大学的费尔史坦(Martin Feldstein)则认为，希腊可以“暂时退出欧元区”，在汇率更有竞争力的时候再重新加入。
　　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拉克曼(Desmond Lachman)认为，西班牙和其他欧元区国家不会很快就转向贬值货币的办法。不过在经历了多年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之后，大幅贬值货币可能是启动经济的最后一招。

　　不过在欧洲，甚至是不看好欧元的人士都认为，贬值货币不是解决之道。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经济学家布伊特(Willem Buiter)给出了存在分歧的可能原因。归根结底是所在地域不同。

　　曾为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成员的布伊特说，支持贬值欧元的人士主要集中在美国，这并不是巧合。

　　他辩称，他们熟悉美国经济，而美国的经济中外贸只占经济产值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有他所说的“为时已久的名义刚性（nominal rigidities）”。

　　换句话说，在美国贬值可以奏效，因为进口只代表经济的一小部分，所以贬值引发的价格上涨不会给个人支出造成很大的影响。名义刚性意味着，也难以通过提高美元薪酬来应对生活水平的下降。

　　他在新的研究中说，他们对欧元区及其“财政陷入困境、竞争力受损”的成员国较不熟悉。他说，这些是开放型小经济体，有着持续的实际刚性和非常有限的名义刚性。

　　也就是说：在开放型经济体中，进口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比封闭型经济体要大。比如说，“实际刚性”（real rigidities）意味着，工人们通过集体讨价还价，反对实际收入的下滑。有限名义刚性意味着，他们在谈判较高工资上通常会成功。

　　（实际上，欧元区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差别很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希腊是开放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商品和服务贸易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爱尔兰则为75%。不过相比之下，美国只有14%。）

　　布伊特说，这些经济体的结构造成的结果是，对希腊和其他国家来说，他们新的、退出欧元区后的货币的外在价值大幅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内在价值发生同样大幅的下滑。对竞争力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政府、银行、公司和家庭以欧元计价的资产负债表则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贬值的任何好处都会很快被不断上升的薪酬等其他成本所抵消，令国家多多少少地退回到起点，而代价却是严重的金融动荡。

　　对希腊、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的隐含结论是，为了与德国竞争，它们必须拥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并且应该引入其他改变，来提振经济中的供方。

　　另外的选择是缓慢的增长，这可能会把这些国家整个变成欧元区中的“西弗吉尼亚州”。抑或，他们可以满怀希望地等待欧洲央行来决定通货膨胀其实没有那么糟；抑或，让德国人摆脱他们的经济节制主义，变成大手花钱的游手好闲之人。

　　从德国联邦统计局(Federal Statistics Office)本周发布的数据来判断，最后这个方法可能不是最好的。去年德国平均工资下降了0.4%，而制造业工资下滑了3.6%。原因之一是短期用工，不过数据显示出2009年期间，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增强，而不是减弱了。

　　布伊特在研究中回到了本专栏一周前提出的话题上。最有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国家不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是德国。

　　他说，德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他说，与欧盟的紧密关系和近50年来带有德国政界色彩的机构已经成为了过去，不太可能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