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政府明确把扩大内需定位于我国今后的长期战略方针，这意味着扩大内需将超越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策略内涵，而上升成为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前途的战略问题。

　　笔者以为，能否有效攻克内需不足这个始终在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顽疾，还需要深入剖析、理解并把握这中国内需的结构特征。不仅仅要聚焦在国内最终需求的总量规模，还要特别关注刚性内需和增量内需的启动。

　　通常，内需包括政府和私人的投资以及消费两大部分。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侵袭时，因为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悲观以及消费者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的降低，私人投资和消费往往表现出不足的特征，所以凯恩斯主义者多把政府看成是经济危机的“救命稻草”。但是，把扩大内需放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之后，无论是在消费层次上，还是在表现特征上，这一问题都将变得非常复杂。

　　从中国居民消费层次上看，弹性消费和刚性消费相互糅合在一起，这个特征，是切实制订出有效内需战略的关键点。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政府应下大的决心和大的力度启动刚性消费。

　　从过去一年的情况看，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我国全社会消费总量也没有像出口那样出现快速逆转。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消费总量始终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上呢？笔者以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住房市场化、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以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在总量层面上就显示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相混合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出于生存、子女教育、未来养老等方面的考虑，一些人会将一大笔钱存进银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将这笔钱用于个人基本生活、医疗、子女教育的支出。尽管两部分人在储蓄和消费的金额上并不一定相等，但仅从消费支出角度看，这类刚性消费，不仅在总量上保持着动态稳定的特征，即基本维持在60%的水平（包括食品、衣着、医疗、居住等），而且具有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在经济较快或平稳发展的时期里，除去刚性支出的这部分消费以外，人们也会根据各自的实情选择消费一些产品，这类弹性消费，往往只与个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及他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密切相关。显然，一旦宏观经济紧缩，人们最先收缩消费规模的，一定是弹性支出部分。

　　也正是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程度逐步加深时，内需重点便应是启动弹性消费。虽然，当时也有学者认为要启动内需就需要取消各个级别的教育收费，并进一步提升全社会保障水平。但在那时看来，这一提法并不合时宜，因为危机时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弹性消费锐减。但在逐步从金融危机走出的今天，中国要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把重点立足在刚性消费的启动上。

　　从内需不足的表现特征上看，中国的内需不仅仅是消费总量不足、消费意愿不足，还与有效的产品供给短缺有着密切关系。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启动内需既要着眼于存量需求的刺激，也要关注潜在增量需求的启动。

　　谈及内需，在宏观上，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内需与国内经济稳定的联系上；在微观上，则要把重点放在最终消费需求的扩张上。这是因为，投资需求短缺可以由政府替代，但政府投资效果能否产生积极作用，最终还是取决于最终消费的程度，即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来讲，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取决于收入预期、收入水平和货币的流动性。而且，相对于低收入者而言，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这在政策意义上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拉动效果更为显著。遗憾的是，这种基于抽象化的理论总结，忽视了国别最终消费的结构特性。

　　目前，研究者认为中国边际消费倾向大致在70%的水平，但这种计算方法存在很大缺陷，与实际情况不符。这是因为，刚性需求的比重比较大，增量收入会随着刚性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快速提高，所以计算出来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比较高。笔者认为，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表现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不高的特点，低收入者不高主要与社会保障、未来收入预期有关；而高收入者不高的原因就不仅仅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使然，还与中国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有关，他们的消费意愿在国内接近饱和，而且消费流量并不局限在国内，如高收入者有许多在境外的消费行为等。

　　从实施手段上看，要有效启动内需，当然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税收调节、消费信贷等各类措施给予强化刺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刺激手段只是重点针对存量需求，也就是因经济危机导致消费总量萎缩的部分。必须清楚的是，这部分内需具有自动恢复的功能，尤其是当宏观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人们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转向了较好的预期之后，存量内需就会恢复。与此同时，启动增量需求却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相对于存量内需而言，可启动的增量内需是被动退出国内消费市场的，本身拥有相当的消费支撑能力。比如，我国一些高端的娱乐消费产业发展不足，许多潜在消费者的需求被压制下来。再如，我国农村地区对一些产品具有特殊的要求，但在过去许多年里我们一直把城市或国外市场作为开拓重点，忽视了针对农村地区的产品开发，以至于这部分具有消费能力的需求被压制了下来。现在如果能够及时、快速推出对路的产品，可以确信增量内需将会逐步增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