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曾经风光无限的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集体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移形换位，逆境求生，可能是它们如今最好的选择，而苦苦盼望更多实业投资以拉动地方经济的中西部城市，却从中窥见了机会。近日本报记者分赴合肥、东莞和四川隆昌三地，深入调查“产业大挪移”现状，以飨读者。

　　合肥：两相情愿“富人俱乐部”

　　10年前，当彭安从美国硅谷回到他阔别多年的老家上海，管理一家投资8000万美元、生产电源管理器件集成电路(Power IC)的新工厂时，可能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他会成为邻近“农业大省”政府高官们的座上宾。

　　如今，彭安任职的美国捷敏电子公司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4000万美元兴建的占地100亩的Power IC封装测试工厂，已经投入生产三年了。

　　促使捷敏电子转战合肥的最主要原因，是立志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制造业面临升级换代的压力，不断压缩一线生产工厂的规模，而“农业大省”安徽正好踏上工业化之路，对制造业投资的渴望前所未有地迫切。

　　一个“海归”上海人的安徽情结

　　在决定落户合肥前，身为美国捷敏电子大中华区副总裁的彭安花两年时间考察了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光是甘肃就先后去了18次。

　　捷敏电子所出品的专业半导体产品Power IC，广泛用于电脑、手机、家用电器及便携式电子产品等领域。

　　兼任中国半导体协会常务理事的彭安说，设计研发是整个半导体行业人才最集中、利润也最大的一块，可占利润五成以上，而做测试、封装的工厂投入很大，钱主要花在材料和厂房上，但只能贡献两成的利润。

　　捷敏电子位于上海嘉定的工厂，2005年的Power IC封装和测试产能已达25亿块，销售额为4亿元人民币。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产业精细化，集聚了大批高层次的各行业研发设计人才，土地和厂房租金上涨，迫使彭安要为其一线工厂寻觅新的落脚点。

　　彭安回忆，他第一次到合肥时，热情的政府官员首先安排他参观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他感觉很不错，当时就决定要再来。两个星期后，他把公司董事长和最大股东带到合肥，第一站还是参观大学。

　　“我们选中合肥的头一个理由，是做高科技产业需要人才，”彭安说，“这里接近市场也是让我们心动的另一原因。”

　　中国白色家电行业的几大巨头美的、海尔、格力、美菱都已在合肥及周边设厂，捷敏电子的产品封装测试后，可以送往整机生产厂，合作伙伴同在一地，仅物流费用都省下一大笔。

　　安徽省及合肥市政府高层官员的主动出击，则是促使彭安最终拍板的“临门一脚”。

　　最初成都、南京等城市都希望拉到这笔投资“大单”，这时候，安徽省副省长黄海松专程到上海与彭安商谈此事，合肥市市委书记孙金龙也为此多次与其会面，双方言谈甚欢，时任合肥经济开发区主任杜平太，更是马上按其要求盖好了厂房。

　　2007年第一季度，捷敏电子合肥新厂正式投产。

　　“入长”路漫漫

　　“海归”的老上海彭安的安徽情结，是这个地理位置“非东非西”的大省融入长三角漫长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1984年，当彭安怀揣300美元从上海孤身飞赴美国，为人生梦想而奋斗时，安徽省政府组织了一批社科学者研究未来战略，安徽理应向上海靠拢“东向发展”，在当时的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由于省内高层领导对此长期存在分歧，一直到2000年以后，上述学界共识才首次写入省政府的正式政策文件中。

　　这关键的16年间，安徽的区域定位和发展路径并不明朗。“东张西望、四面开花”成为安徽那些年里发展心态的形象写照，相邻的长三角各省市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重心，而歧路徘徊的安徽不得已担当了“农业大省、劳务输出大省”角色，长期成为国家政策洼地和外来投资盲区。

　　2000年以前，安徽省内路桥基建大都是以省会合肥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与江浙地区之间的道路交通投资未受重视。比如安徽境内第一座长江大桥迟至1995年才在铜陵修通，而芜湖、马鞍山等安徽东部城市数座长江大桥，近几年才陆续建成或动工兴建。

　　“安徽一定要靠着长三角才能加快发展速度，过去我们没有重视这一点，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安徽省社科院城乡发展研究所所长吕连生说。

　　尽管安徽人开始试图融入长三角，但这种努力显得有些一相情愿。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对外开放，安徽很快便作出“开发皖江，呼应浦东”的决策，“入长”冲动初露端倪。然而，接下来的20年中，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三角，以1%的国土面积，不到全国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0%以上的GDP，吸引了占全国近50%的境外资金，成长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安徽这个“穷亲戚”，却因为各种软硬件因素制约，始终被挡在门外。

　　2004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城市入会规程(建议稿)》，制定了GDP总量、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经济联系强度系数等7项具体评价指标，对安徽省内城市来说，这些高门槛一时难以逾越。

　　当年1月份，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章程作出重要修改，原规定协调会“由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组成”调整为“由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和其他城市组成”，同时推出“观察员制度”，安徽的合肥、马鞍山、芜湖受邀列席。

　　2007年，该协调会决定“不邀观察员城市”参会，理由是“已没有观察的必要”，此举让安徽及江浙其他城市“入长”信心受挫。当时各种迹象显示，长三角不再向内扩容。安徽要加入长三角这个“富人俱乐部”，但是别人“嫌贫爱富”。

　　有安徽经济学者一语道破其中奥妙：其实“入长”与否，走的只是一个形式，如果安徽与长三角互相需要，融入就是一种必然。

　　根据合肥市发改委和招商局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2009年，长三角区域已成为合肥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全市共有来自长三角城市的实际到位投资318.8亿元，占同期实际到位省外资金超过四成，同比增长10%以上。据说仅浙江商人在合肥经商者即数以万计，各类外来商会正云集这个徽商大本营。

　　寻找差距

　　刚刚过去的3月底，在浙江嘉兴举行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次市长联席会上，合肥、马鞍山两市与江浙其他4市一起，正式成为新的会员城市。

　　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态度，从“不带你玩”到“带你玩”，直至如今“跟你一起玩”，期间过程颇值得玩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徽省政府官员介绍，近年来高层一直致力于“撮合”此事，因此，可以预期未来5到10年，将是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绝佳时期。

　　俗话说因祸得福，过去两年金融危机对长三角在内的中国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的巨大冲击，应该是促成上述融合加速的最大外因。

　　金融危机对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形成“倒逼机制”，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很难在当地继续生存，产业梯度转移速度加快，而以往多年沿海地区所赖以成长的基建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等优势，如今安徽等内地省区同样具备，沿海已不复存在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这成了后者招商引资的利器。

　　安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黄余送博士分析说，前几年沿海城市的政府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企业外迁的，但形势比人强，随着企业加速外迁，这些发达城市会更专注于发展“总部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这对他们也是一件好事。

　　几年前，全球500强之一的老牌汽车配套产品供应商德国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决定把研发和轮胎制造等业务整体搬迁到上海来，上海把它安置在未来的汽车城嘉定区，但提出一个条件：我们欢迎汽车研发业务落户，但轮胎制造不可以放在这里。双方一度僵持不下，后来大陆集团作出让步，研发业务放在嘉定，轮胎制造业务转移到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

　　捷敏电子的彭安也说，10年前他回上海时，半导体产业在国内还是很受欢迎的，但那时候上海的城市定位已经是亚洲金融和服务贸易中心，所以捷敏的第一家工厂不可能设在静安、黄浦等中心城区，只能选址远离市中心的嘉定县。

　　尽管彭安对合肥的投资环境和政府服务感到满意，但安徽本地的经济学者们仍然意识到，自身与长三角城市还是有不小差距。

　　安徽省年鉴社社长王守亚直言，安徽主要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由此带来的诸如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有化的行政积垢，亟待改进。

　　有安徽学者批评说，安徽各级官员素质参差不齐，一些官员习惯于纸上谈兵，一到实际操作就互相推诿，特别是市县级官员，普遍素质不如江浙沪地区。

　　安徽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称，江浙沪地区是“只要政府没说不能做而对企业发展有利的我们就去做”，安徽则是“政府叫你去做你才做”。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室主任张谋贵则直言，某些基层管理部门官员有意设置一些障碍，生搬硬套法规，进行所谓“敲诈式服务”，这对企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不过，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彭安对此倒是很看得开。他说，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文化风俗、法律法规，现实的环境你不能要求它一夜之间就改变，既然选择这里落户，首先就要认同和逐步适应它，说服自己不要拿这个地方和以前的地方比较，总是要比较的话，就很难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