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企业喜见回暖

　　尽管广州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还没出来，广州市外经贸局局长肖振宇依然信心十足。他乐观地向记者透露：“根据推测，广州一季度进出口超过了230亿美元，同比增长逾60％：出口超过110亿美元，同比增长逾30％；进口120亿美元，同比增长逾80％。这种情况已经超过危机发生前2008年第一季度的水平。”

　　与官方的乐观预期比较，广州创兴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创兴集团”）总经理李恩的表情更为兴奋。在创兴集团日前举行的时尚女装HITWON秋冬主题发布会上，李恩满脸笑意：“今年反弹很强劲，现在基本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订单都排到几个月之后了。”

　　同样的情况在玩具、家具、陶瓷等产业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底就有明显的感觉，外贸出口开始回暖，”一家广东的玩具厂老板说。

　　随着外贸出口回暖信号的增强，较之去年的冷淡，今年的广交会显得火爆异常。这在展位的价格上可见一斑。

　　“太疯狂了，一个展位炒到十多万元还抢不到，这些展位的中间商，一转手就赚两三倍。”一个广交会的玩具业参展商告诉记者。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但在形势一片大好面前，李恩的心情并不轻松。“客户对出口估计很乐观，订单下得很大。但是我们相对比较保守，不敢做太大，担心跑单。”

　　经过了两年出口经济的萧条，跑单已经成为很多老板的心头之痛。一个纺织厂的老板告诉记者：“客户宁可损失几万美金也不要这批货，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区区30％的定金，根本无法弥补损失。在最艰难的时候，想把厂关掉的心都有。”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虽然经济回暖的信号很强，但是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些企业主们宁愿都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还是保守点好。”这已经成了很多老板的口头禅。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原因何在？

　　制造商年前囤货提防原料涨价

　　“原料方面，1码布涨2块钱是很正常的。相对于春节前，原料大约涨了10％。”李恩告诉记者。

　　在纺织工业，棉花是织布重要的原料。由于棉花涨价，有的老板开始囤积棉花，做起炒棉花的买卖。广州国际轻纺城一个布商这样描述棉花的炒作手法：“某地区的老板，几个人联合起来，凑几个亿的资金，吃下东北大量的棉花，囤积起来静观其变。棉花涨价了，他们就慢慢放仓，大赚一笔，如果行情不好，他们也不用太担心。由于量大，价格便宜。别人一斤卖9块钱亏本，他们并不亏。”

　　原料涨价并非只是纺织行业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各行各业都受到原料上涨的影响，利润率被压缩。
为了对抗原料价格上涨，有资金实力的制造商在年前就囤货。不过，在涨价的大趋势下，这种做法也只能在一定阶段内缓解原料涨价的压力。
劳动力成本涨了20％

　　除了原料成本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吃”掉了企业的部分利润。

　　“一个熟练工人，每个月大概要4000元。人工成本涨了20％。”李恩说。

　　在采访过程中听到企业主对工人最多的说法是工人的价值观正在改变。80后和90后成为新一代工人的主力。他们不愿为了赚钱牺牲自己休息时间。“有的工人，农历10月份就提出要放假，最早一般要元宵过后才回来。这也是造成春节前后‘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对于招工难的问题，企业主们的心态陷入矛盾。“我们都希望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媒体报道太多，反而会增加我们的招工的成本。因为工人们知道招工难，就会要求更高的工资。”
在解决用工问题上，创兴集团要比其他纺织企业容易得多。李恩无须为招工难过多烦恼。他的“秘诀”说来也简单，就是为员工提高更好的工作环境。在创兴集团，员工的宿舍装有空调、工厂里的生活区有网吧、图书馆、羽毛球、篮球场地，简直就是一个住宅小区。“这样的工作环境，不愁找不到工人。”谈起工厂的环境，李恩自豪地说。

　　创兴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牛仔生产厂家之一，曾被评为“广东十大牛仔优势企业”和“广州市百强民营企业”，有实力建设环境宜人的工厂。而在数量更多的小企业，工人的工作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

　　为了压缩成本，一些小的纺织厂成了外人眼里的“血汗工厂”。

　　广州海珠区一个针织制衣厂，400平方米厂房，20多台机器，稳定的时候大概有20个工人。像这样规模的制衣厂在当地非常多。如果有订单，工人们基本是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0点，中午休息2小时，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月轮流休息2~3天。

　　这家针织制衣厂，去年车位工的平均工资大概在3100元左右，最后两个月在4800元左右。最熟练的2个车位工平均每个月都在4300元左右。当地的工资基本都要这个水平。

　　不过，该制衣厂老板坦承，这里的工作环境“不太好”。“一到夏天就热死人，裁面料的灰尘还满天飞。”

　　“2007年开始，工人都是爷，在过年前的一个月，为了赶货，打一个钮5块钱的事情也有过。”

　　打一个钮5块钱是个极端的现象。在大多数工厂老板的眼里，农民工大多数都很纯朴，不闹事、顺从听话，唯一的要求就是偶尔要求涨工价。以往，工人要求涨工价也是正常的，只是最近一段，工人要求涨工价的频率开始提高了。

　　“在民工荒的背景下，不接受也是不行的。”老板的处理办法通常是打个折扣接受工人的要价。

　　虽然成本在增加，但是客户却并不理会这一点，他们只按自己能接受的价格下单。工厂为了竞争订单，开始了低价的恶性竞争。“我们试过提价，但是一说到提价，客户就会变得特别野。”广州国际轻纺城一个布商说。

　　原料和劳动成本双双上升带来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挤压。特别是纯棉坯布，早已没有了中间商的生存空间。前述布商说：“在中大布匹市场，卖纯棉坯布的都是特别大的纺织厂，工厂直销。这些厂家一般都会给一些大型的休闲服装品牌供货，靠走量。这种买卖需要大笔的资金周转，因为一个月几百万的货款被压着，普通的布商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让人忧心的汇率预期

　　不少纺织品出口加工贸易公司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非常关心汇率的走势。

　　提到汇率，李恩变得激动起来，声音提高了不少：“现在外销基本没得做。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我们影响非常大。但是客户不会管人民币是不是在升值，他就是要那个价，压价压得很厉害。这种低价竞争非常激烈。”

　　面对客户的压价，李恩也无能为力：“能做就做。这家给5毛钱没法做，那就选给1块钱的那家。”

　　绍兴柯桥万国中心的纺织贸易公司DOLL TEX的负责人尤亚（MUKESH）尤其能感觉到冬天的寒冷。作为纺织出口的重镇，柯桥被列为全国十强县，做纺织生意的没人不知道柯桥。

　　受金融海啸的冲击，柯桥几家大纺织企业倒闭，其中包括江龙控股、华联三鑫和耀龙集团。这些大型企业的倒闭引起纺织业者的震惊，犹如当时广东玩具工厂合俊倒闭后在业界引发的惊悸。虽然距离江龙控股倒闭已时隔两年，尤亚还是不时会谈到江龙控股的倒闭。

　　如今，在柯桥，在尤亚身边，仍不断有撑不住的纺织企业倒闭。尤亚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在柯桥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他们常年居住在这里，在某幢写字楼中租下一间办公室，与中国人做纺织品生意。在2005年~2008年间，巴基斯坦货币贬值了30％以上，有的巴基斯坦客商付不起货款，连货都不要跑掉了。被欠款的商家只好去老巴的办公室搬点电脑之类的物品以抵债。

　　主要做迪拜生意的尤亚同样不好过。迪拜危机让尤亚的生意大幅下滑。“现在也就是混混日子。很多纺织企业根本不赚钱。”

　　对于如果人民币升值5％、多数中小纺织企业会倒闭的说法，尤亚说，这在纺织产业链上端的坯布行业，绝不是危言耸听。所幸的是，国家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几度调高，从11％到13％到15％，现在已经达到16％。这已是2008年8月以来，第四次提高纺织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率。

　　不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认为：“金融危机中，纺织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好，出口退税率上调是不得已而为之，金融危机后肯定还得下调。16％的出口退税率保持一段时间之后，下调的可能性很大。”

　　产品创新才有未来

　　虽然国家不断地调高出口退税率，但对于挣扎在零利润边缘的中小纺织企业来说，不主动求变，调整产品结构，其最终结果只能被产业所调整。

　　记者接触的纺织企业，不管公司规模大小，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产品创新。“研发新的产品，才可能制定新的价格，抵消成本上涨的压力。”这是国际轻纺城一家内销布商的说法。

　　“大路货的利润率已经低得没法做。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公司也在逐步转型，研发新产品。以前都是抄别人的设计，或者按照客人的要求加工定做，现在公司开始做一些质量稍高的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这是柯桥万国中心外贸布商尤亚的招数。

　　创兴集团在“创新”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从产品的面料选择到设计、生产、版型、洗水工艺、质量控制、管理流程、市场渠道，都列入创兴集团的创新范围。创兴集团经过不断调整，更准确地实现了与市场的对接。
产品创新已经成了纺织企业求生存谋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正如尤亚所说，企业能否生存赚钱，产品并非全部因素，还有销路、管理等。

　　在产品的销路方面，作为制衣企业的创兴集团，在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之后，就开始把重点市场转向内销，并创立了“创兴”和“喜为王”两个全国知名的牛仔休闲品牌。现在创兴集团又打造HITWON休闲女装品牌，走向全国的专柜市场。创兴集团正在从一家生产企业逐步向产业链的下游迈进。

　　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创兴集团能否获得更高的利润？李恩否认了这一点。因为纺织产业不管是从事坯布生产的产业链上端，或是从事品牌运营与服装销售的产业链终端，民营资本都极为活跃。而民营资本活跃的领域，竞争都极为激烈。李恩说：“这对创兴集团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否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这不好说。毕竟打造一个品牌，营销费用、渠道建设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转攻为守的两难

　　如果把创兴集团创立品牌积极攻占内销市场称为“攻”，那么更多的企业宁愿选择“守”。

　　一个小型制衣厂老板说：“利润率尚可的情况下，我宁愿寻找能接受涨价的客人，恐怕也不会贸然进入内销市场。人民币升值能将5％的工厂赶到内销方面都不错了。”

　　“一来本人觉得外商对于升值2％应该不难接受，二来外商一时没有很好的替代工厂，还会到中国来。英国和澳洲客户都曾反映过，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产业链仍不完善，效率仍然不高，产品的品质仍然很低。”

　　建立品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比做内销复杂得多，风险大得多。如果没有立竿见影的配套政策培育内销市场，好不容易积累起财富的老板们很难狠下心来走自己不熟悉的路。

　　“也许炒房、买股票基金都要简单得多。我知道的很多老板正在这么做了。”

　　企业是否应该转型内销，创立自己的品牌，是不同企业应对市场的一种选择。也有一些纺织业大佬仍以贴牌生产为豪。溢达集团副董事长车克焘就自豪地宣布溢达是一家深加工、高附加值的贴牌企业。“我集团一家差不多等于意大利所有的企业，如果加上山东的企业，我们的产量差不多是欧洲的总产量。”

　　对于建立品牌，车克焘持谨慎态度：“创立一个零售品牌的挑战是很大的。LV要多少年的历史，多少的广告和投资，才可以达到今天的位置？如果现在大家都提这样的口号，中国企业都去创立品牌，这不现实的。”

　　转移生产基地慎之又慎

　　原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预期渐热，在种种压力之下，个别企业开始转移生产基地，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国西部地区以及非洲、东盟等地。特别是东盟作为自由贸易区，企业可以绕过一些国际贸易壁垒。

　　一些成功“走出去”的企业确实在此次危机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走出去”被认为是企业挣脱零利润危机的法宝。

　　但是“走出去”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在东盟或者其他地区投资时，都不约而同的遇到各种问题：产业链不完整、通讯交通落后导致物流成本增加、民族价值观的差异化引发的冲突……

　　许斌曾经做过纺织产业的研究，他说：“纺织业的生产并不是简单地看劳动力成本，还需要供应链的支持，上下游的考虑。越南、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它们的技术能力确实能够生产低端的纺织品，劳动力也便宜，但是在供应链的支持等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和中国的优势竞争。”

　　企业是否“走出去”，应该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需要而定。许斌认为，致力于打造品牌往高端发展的企业，转移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一来内销的比例会上升，内需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二来，企业迫于各种压力，会进一步调整结构。特别是因为中国东部地区在技术水平和产业链的完整性上，都比其他地区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