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毫无悬念地保持了继续上行的态势，以2.8%的涨幅创下了18个月来的新高。不少专家学者对于未来的通胀形势表示担忧，在综合考虑到管理通胀预期和保证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下，他们认为央行除了继续动用数量型工具外，汇率和利率的调整很可能在恰当的时机出现。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CPI延续一季度以来的稳步回升趋势，同比上涨2.8%，与上月相比，环比增幅扩大0.4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大幅攀升势头，同比大幅上涨6.8%，比3月扩大0.9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0%。

　　与此同时，央行前日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GDP缩减指数(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的比率，被认为是综合通货膨胀的最好度量指标)回升较快。第一季度GDP缩减指数变动率为4.8%，比上年同期提高7.3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

　　昨日A股没有受到欧美股市大涨的提振，而是高开低走。收盘沪指跌51.98点，跌幅超1.9%，沪指盘中跌破前期调整低点2639.76点，成为自2009年5月来的新低。

　　“通胀”、“增速”双重目标

　　物价水平的变化落入市场预期之内。分析人士也普遍认为，CPI将继续走高，并于6、7月达到年内高点；而随着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国内资源性产品改革的深入，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将主导PPI继续上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张成思指出，尽管近期我国以CPI衡量的通胀水平比较温和，但在当前房产价格快速上涨、通胀预期表现明显的背景下，考察国内通胀水平，更需要关注涵盖房地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标(即GDP平减指数)的动态走势。

　　他测算，2010年第一季度以CPI衡量的通胀率(同比)为2.5%，但如果根据GDP平减指数核算，则通胀率是9.5%。

　　“这一轮价格上涨的起因是成本推动，但如果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会使得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升级为比较严重的通胀。”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任李稻葵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不过，货币政策并不能仅仅为了管理通胀预期而贸然转向，同时也应注意保持经济一定水平的增长。

　　今年一季度，GDP增幅高达11.9%，3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强劲反弹，单月贸易逆差出现、“民工荒”的蔓延，众多信号似乎都在昭示经济热度较高。更有不少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过热。

　　但目前来看，经济快速回落的风险却在加大。尤其是最近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的出台，使得资产价格的泡沫难以为继。同时，希腊债务危机也引发了今年全球金融市场将出现大幅波动的忧虑。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偏热的可能性降低了，但也并不会到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程度。”

　　李稻葵也指出，这一轮的经济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房地产投资的，主要是“铁、公、基”项目的拉动。因此即便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调整，对经济增速的影响也不会太过严重。

　　价格工具年内或将助阵

　　既然经济的增长并无太大忧患，货币政策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李稻葵认为应关注两件事情：一要控制过多的流动性，二要管理好通胀预期。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十分严格。广义货币(M2)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保持回落。

　　连平认为，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信贷投放进行窗口指导等措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下半年货币政策仍将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准备金率也可能进一步上调。备受关注的价格工具——汇率和利率，他认为年内也都有出现调整的可能性。

　　“目前来看，汇率的调整是必然的，不能久拖。是否加息则要考虑物价的上升和负利率的情况，也要考虑汇率。如果物价在5月份~6月份压力依然较大，不能排除在年中前后加息的可能性。”连平表示。

　　李稻葵认为，目前调整存款利率的条件基本成熟。“目的是稳定储户的预期，不要产生恐慌，把资金从银行体系撤出。”

　　不过，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目前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恢复并不确定，出口在今年下半年将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同时，要保证去年投资的项目顺利进行，信贷规模将依然保持较大的规模；此外，如果我国先于美国加息，将会扩大中美利差，引起热钱流入，加息执行起来也会有困难。

　　他认为，全年可能加息的时间窗口在二季度后，即出口前景是否明朗，如果出口形势明朗，加息可以配合汇率政策一同调整。如果不好，全年也可能不会出现加息，“关键是要看经济形势”。

　　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则认为，如果3年期央票不从目前的隔周发行改为每周发行的话，那么，在6 月11~25日之间，存在再度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建议，未来有必要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在集中出台了比较多的措施之后，可以考虑进入一段时期的政策观望期。“此前预计的是二季度升值，三季度加息，现在看来都要延后。”

　　经济学家们表示，汇率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汇率调整的时间窗口也应在政治环境比较成熟的时候。而汇率和利率工具的使用应根据政策效果做一个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