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作为一个有数以千万计劳动力就业于出口部门的国家，出口复苏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尽管中国正在努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更依赖内需驱动，但人口密度大、资源禀赋不足决定了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出口同比下降几乎与危机陡然升级同步，出口复苏也发挥了经济复苏先行指标的作用，出口复苏的构成也在改善。

　　危机中淘汰竞争对手效应

　　中国出口复苏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危机的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因为中国更为稳固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决定了在这场危机中众多海外竞争对手将比中国企业先行倒下，这样，即使贸易总额减少，由于剩余订单将向幸存者集中，幸存者的市场份额反而将提高。

　　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企业的海外竞争对手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与中国的差距较为明显，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较快体现出来，加之日常消费品需求受危机影响小于奢侈品和投资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较快稳定下来。但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最终仍然不可避免地深化扩大到了机电产业和发达国家，其外在表现就是中国机电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

　　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初步测算，2009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位居世界之冠，进口额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中国机电产品市场占有率上升。2009年1~11月，中国机电产品在欧美日及中国等全球62个重点市场机电产品进口市场（除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平均份额达到16.2%，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在某些重点市场，市场份额的提高更为明显：中国机电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为26.8%，比上年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在日本市场份额为37.7%，提高2.6个百分点，在德国、英国等欧盟国家市场份额均有提高。

　　危机淘汰竞争对手效应和世界经济复苏已经令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重获生机，到2009年末，机电产品出口降幅已经从大于出口总额降幅转为小于出口总额降幅，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降幅又小于机电产品出口降幅，全年出口总额下降16.0%，机电产品出口降幅为13.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降幅为9.3%。今年1月，机电产品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同比增幅高达27%。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看，凭借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且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两者相结合，中国中西部制造业生产和贸易便利化（典型如近年中国海关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行的“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直通式通关模式）可望保持较长时间优势，从而在中国外贸第一层次竞争中抵销印度、越南等后起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

　　潜藏问题是否将令中国外贸反危机成绩付诸东流？

　　尽管在反危机第一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中国外贸仍然潜藏这一系列的问题，某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假如应对失当，反危机第一阶段的成绩未尝没有可能在第二阶段付诸东流。贸易摩擦形势严峻，2009年22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127亿美元，是我国年度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数量首次突破100件，也是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首度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贸易方式构成有所恶化，加工贸易出口复苏较快，一般贸易出口复苏较慢，而高度依赖加工贸易不利于我们提高出口效益……除此之外，以下问题也较为突出：

　　迫在眉睫的风险是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下的汇率风险敞口。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由于利润微薄而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按风险金额排行，由于建设和生产周期较长，电站、轮船、铁路、通讯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最为突出，某些企业2007、2008年汇兑损失相当于其利润的30%~40%，根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户估算，目前上述行业企业在手合同约1500亿美元，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整个行业将减收300亿元。

　　尽管某些分析者期望人民币升值能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提升的契机，但由于当前情况下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人民币升值中预期损失最大，所以贸然行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将事与愿违，不是促进、而是损害中国提升产业结构的努力。2009年中国造船业拿到了全世界44.4%的新增订单，跃居世界首位，在中韩两国造船业的角逐中，堪称里程碑式的成就；但韩国企业为扭转颓势而实施降价揽单策略，从2009年10月至今年1月，韩国造船业新签订单连续4个月远远超过中国同行，今年1月韩国造船业竟然占有全球订单（189万载重吨）的64%，中国仅占6%。在这场白热化的淘汰赛中，中韩造船企业正处于拼承受能力的紧要关头，人民币汇率倘若升值，中国企业将很有可能面临溃散。即使我们不能给予中国造船企业适当形式的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至少不适合帮助韩国造船业淘汰中国竞争对手。

　　意义同样重大的是需要实施、落实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激励政策。“调结构”并不仅仅意味着提高账面统计中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产业和出口中所占比重，同样也意味着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档次，以及切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品牌、流通环节等高增值环节，从而提高我们整个出口的收益率，摆脱只能在低增值制造环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夺刀锋一般微薄利润空间的厄运。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调整比某些账面上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给我们带来的效益更大、更可持续，因为相当一部分账面上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完成的仅仅是劳动密集型环节，笔者就曾经在东南沿海某世界驰名巨型高技术公司的工厂看到他们的工作技术含量何其低下，何其容易被替代，与他们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对比鲜明：招聘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高中毕业生培训一周即可上岗，3个月左右即可成为熟练工人。考虑到我们是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仅仅依靠高新技术产业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的升级更显重要。

　　在实践中，我国某些大宗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已经出现了出口数量下降、平均单价上升的可喜现象。但我们的某些产业发展政策过多地关注了为账面上的先进制造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对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一刀切，致使某些在提升产品档次和切入高增值环节方面卓有成效的企业也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等方面支持。我们的企业在努力防止被赶超，他们的努力不要被不够周全的政策所抵消。

　　我们在内销市场上某些考虑不周的政策也在发挥固定对我不利国际分工格局的作用。对于国内市场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企业而言，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在国际市场地位是最好的发展道路，也是一大优势。假如说我们的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尚无足够声誉时不得不借助于贴牌打开市场，不得不暂时接受贴牌的那点可怜的收益；那么，在国内市场上，我们的政策就应当是支持国内企业摆脱贴牌地位，自主参与竞争，去争取较高的收益。但从笔者在紧固件等行业企业的见闻来看，我们的某些招投标政策门槛过高，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取消了内资企业摆脱代工地位、直接参与投标的资格，让某些所谓国际大牌企业即使在中国国内市场也能安享中国企业为之代工的丰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