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国内的经济领域里，“转型升级”成了一句很时髦的口号。作为产业长尾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成为主要的出路，以至于在一个场合，有一名企业管理者问作者的提问是：“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应该向哪里去？”

　　必须承认的是，作者被这个问题问得哑口无言。怎么回答呢？关键是，如果在某些领域是所谓的朝阳产业，中小企业有能力去实现吗？而如果很多企业都向这个领域转进，那里岂不是又成了产能过剩的“红海”。比如说太阳能发电领域，不就是如此吗？

　　事实上，作为一个长期的产业观察者，我从来认为，转型与升级，绝不是一回事。转型，就是放弃目前从事的产业，向另一个领域前进；而升级，则是在本产业内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巩固自己的产业地位，做到长期生存。

　　之所以“转型升级”被放在一块儿成为一个口号，可能是因为作为中小企业都有生存焦虑的原因。随便举几个行业的例子，在国内，白酒业有一万三千家企业，饲料业有一万一千家企业，通讯业有三千家企业，最为古老的需求——服装业的门槛最低，达到规模的就有五万家企业。大量的同行聚集在一块儿，自然免不了有生存的焦虑，集体的杀价和大量的上游需求造成的原料涨价，使得作为产业长尾的中小企业都有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困惑。就像被捆在了一辆汽车上，明明这车冲向的是墙壁，但谁都下不来。怎么办呢？解决这种焦虑的简单办法是给一个口号，因此“转型升级”就应景而生。

　　为什么国内各行各业都会有那么多中小企业？这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总体来说，我们得承认的是国内的很多产业历史就是一部“仿制”史。所谓的后发优势，有一些就是在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把国外的技术成批地引进，形成产品。在这样的产业前提之上，你仿我也仿，大家都利用改革开放起点上的遗物——低工资和大量的廉价资产，包括计价不充分的土地、厂房，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设备来形成产品，以规模来降成本，拼宣传立足，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企业抓住了很多机会做大，形成了自己的优势。而大部分的企业停留于简单重复，在供应越来越充分的当下，大量存在的企业组成的供应方，生存成了问题。

　　难以打破的怪圈

　　理论上说，解决这种现状的根本是淘汰，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决出胜负的时候，在产业竞争中失败的企业，现在就应该关门破产。在产能过剩压力减轻之后，中国制造才有可能变成中国创造。大量低质低价产品的存在，对国内市场经济的竞争是不利的。在服装业有管理者说过这样的案例，在出口上，纺织服装是传统中国的优势产业，但由于大量的小型企业存在，采购者的要价变得无休无止。在广交会上采购商在优势企业问个价，转身就去了小型企业，再问一个价来与优势企业还价。很清楚，优势企业不按采购者的出价做，采购者还有大把选择对象——只要他们把品质要求稍稍入低一点点。这就是国内经济的最大怪圈。

　　维持这种怪圈的主角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GDP的狂热追求正在妨碍这种淘汰，或者说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在妨碍产业的进化。一方面，数字出官，官员的升迁与本地的经济高度相关。一方面政府体系内庞大的开支，刚性的人头费和柔性的政绩工程开支，都推动着政府需要更多的企业，更好的经营效益，因为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所以国内的中小企业只要上了规模（这个规模的标准也越来越低），就很难按自然规律死去。因为政府会有各种各样名目的支持。

　　一天不走出这种怪圈，国内的经济就一天不会进入良性循环。后发优势的持续应用，会变成后发劣势。

　　中国产业合纵连横

　　在这种历史性的时刻，人类的本能就是回过头去看看有没有先例。在这方面，与中国同样运用后发优势作为起点的日本和韩国就分别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日本式道路是产业上的管理革命，以精细化的管理，在产业上日本走出了一条新路。虽然对日本我们总是抱有复杂的情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日本的精细化管理帮助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成为了胜者。与中国产品不同的是，日本产品不是以低价取胜，而是以品质取胜。

　　而如果我们反观韩国，在同样的赶超之后，产业界的整体选择是什么呢？从韩国的路径看，大规模工业企业的路径出现了大量的政商勾结的案例，政治上的连续丑闻表明大企业运用的竞争优势是个体化取得政府资源，除了造成一连串儿的政治丑闻和连续的政府倒台之外，这条路径最后以连续的企业倒闭作为结束。大型企业的破产意味着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韩国路径以极大的社会资源不当浪费而告终。

　　当下之国内工商业界，其形态大约正处于对日韩路径的选择过程之中。在空前激烈、近乎零利润的竞争之中，有相当一批当红的业者选择了与政府联手获得个别的支持，从而壮大自己。选择这条容易的路径可以得到的是大批的贷款支持、比较优惠的税率和更高的媒体曝光度，但破坏的是社会的普遍规则。国内政府一直以来是经济活动中最强有力的参与者，手中掌握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可以轻而易举地扶植起一个甚至一批所谓的明星企业。但通常情况下，得到扶植的企业并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在强力的政府扶植下，业者失去的是资源约束控制和通常情况下的审慎心态。往往容易出现最后大规模企业的破产。而其时，作为公共资源的政府扶植，则会被拷问其道义的正当性。

　　选择更为艰难道路的企业多少有些像日本企业当年选择管理革命一样在产业的深处耕耘，但道路更为艰难。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像中粮集团、东方希望、万科集团等一批企业，选择了所谓产业链竞争的道路。他们共同的路径是打通产业链，在全产业链上都布置自己的企业。以国内较低的劳动要素和更为严格的品质控制，博取在长期之内的品牌显现，以避开全球化环境中特有的越来越频繁的经济波动，还以更高一些的利润水平和全产业链的自由度，去支持科学技术在本企业内的运用。

　　很明显能够看出来的是，相较于前一条道路，后一条道路是明显可以走通的中国式企业道路。在吸收了各国工业发展道路的精华之后，超越式的中国工商业发展已经行至十字路口，或者出现一次自有的突破，为世界经济发展留出一笔自己的贡献；或者在残酷的竞争面前纷纷倒下，国内经济出现一次比较大的倒退。

　　在通常意义上说，经济危机就是对长期积累的过剩产能的一次清算，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的产能被淘汰。与国内媒体上所说的“国退民进”的抱怨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是经济活动的一个正常结果。而所谓的转型升级，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不是一条出路。相较于大型企业的独自打通产业链，中小型企业形成产业链联盟也不失为一条可能走通的道路。在这个方面，浙江的民营企业可能已经为国内大批的中小企业找到了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浙江经济从来不令人眼热，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钟朋荣把这个地方的中小企业比作“小狗经济”。在一语道破其中的活力之外，也多少有一些轻视之意。但令人惊讶的是，小狗们现在活得很好，在经济的波动中，小狗们好像不怕天灾，反而长得更为健康了。

　　事实上，笼统地说浙江是小狗经济并不完全准确，在一个镇、一个乡范围内形成的由中小企业群落组成的产业集群，实际上是国内经济在相对高税制和产业落后于西方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种自然生态。这种自然生态的内在机理是，由于物理距离相近、最终产品划一旦分工程度更细，内在竞争更为残酷，导引存活下来的企业生存能力就会更强。进而使得企业集群形成的产品因为有更强的成本优势而在价格上更富弹性，从而使得这些集群变成打不死的对象，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不可否认，不尊重知识产权、在相当程度上有避税嫌疑，是浙江这些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但是从竞争的角度看，产业集群的发展，主导优势至少并不仅在这两个方面，而在国内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下，要维持其未来的生存空间，浙江经济和产业集群的内在机制，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