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成功度过了2008-09年的全球危机。作为过去3年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业务的主席，我有幸亲自见证了亚洲这种非凡的适应能力。在如今即将返回美国之际，我感到有三个经验教训非常引人注目。

　　首先，亚洲很好地汲取了1997-98年地区危机的沉痛教训。那场危机主要源于亚洲易于遭受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冲击。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匮乏，短期外债过多，实施刚性的汇率盯住制度，因此在热钱开始逃离之际，几乎没有幸免于难的机会。当泰国倒下的时候，印度尼西亚、韩国、台湾以及发展中亚洲的其它大部分地区也很快陷入了危机。

　　相比之下，对亚洲而言，最近这场危机主要是一场外部需求冲击。2009年全球商品贸易前所未有地下滑了11.8%，严重打击了这个出口主导型地区。亚洲各地无一幸免，要么陷入严重衰退，例如日本、台湾、马来西亚和泰国，要么经济大幅滑坡，例如中国、印度和韩国。但亚洲在两次危机期间的外汇储备积累——从1998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至2009年的近5万亿美元——使其免于遭受了雷曼兄弟(Lehman)破产后的金融动荡。

　　其次，这里有中国因素。我的足迹遍及亚洲，决不会弄错亚洲以中国为核心的新特征。我记得，在亚洲危机之后，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取代日本，成为地区增长的龙头。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就连我自己也承认，转换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还要快。

　　但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经济力量。过去10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全都调整了自己的对外出口方向：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曾经是美国；现在则是中国大陆。结果，“亚洲梦”现在更像是“中国梦”。这一点无疑在回归中国近13年的香港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我也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业务交易中再三看到这一点。

　　这让亚洲陷入了险境——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繁荣。但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视——最近的房地产和信贷泡沫，以及富士康(Foxconn)深圳工厂问题所体现的劳资压力，都突显了这一点。但就像行政手术措施看起来有可能抑制泡沫的危害一样，生产力迅速增长应该会抵消最低薪资延期上涨的影响，将单位劳动力成本保持在掌控之中。这并不是降低中国最艰巨的结构性要求——刺激私人消费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我希望，在中国的“十二五”（2011-16年）规划中，中国能够实现有利于消费的转变，从而满足这一结构性要求。这转而将为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东亚供应商提供支持。然而，如果不能推动这种转型，从西方吹来的盘旋不去的后危机逆风，就会削弱中国的增长动力。届时，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其它地区就可能陷入困境。

　　第三，亚洲不能只是因为安然度过了全球危机，就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发现了经济繁荣的不二法门。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一体化的世界里，困境的演变方式是无法预测的。2008-09年危机跨产品的蔓延方式与1997-98年的跨境蔓延截然不同。亚洲必须为不可避免的下次危机做准备，而不是陶醉于新发现的适应力的光环之中。

　　在这一点上，亚洲要做的还有很多。上世纪90年代末，出口约占发展中亚洲GDP的35%。1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45%。就在2008-09年危机的余震可能对美国和欧洲的需求产生长远影响之际，亚洲地区却已变得更加依赖外部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关键是亚洲要再次适应——转向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内部市场。如今亚洲在危机后必须要做到的是刺激私人消费——与上世纪90年代末危机后修复金融脆弱性的要求截然不同。

　　我看好亚洲——未来3年甚至会比我最近在该地区任职期间更好。我认为中国肯定已经明白——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别无选择，只能把本国13亿消费者转变为内部增长的主要来源。

　　但在离开亚洲之际，我非常担忧世界其它地区并不明白这点。我尤其担心美国打击中国的持续论调——特别是美国今年即将进行中期选举。我害怕，前所未有的国内储蓄不足导致的巨额多边贸易赤字，会促使美国犯下大错——通过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寻求以双边“疗法”来促进就业。

　　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停止将自己的挫折归咎于他人。它应该自我反省，深刻明白自己是自酿苦果。这是美国的再教育要求，是我去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执教的主要原因。

本文作者为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董事长，著有《未来的亚洲》(The Next Asia)一书。他将于7月1日到耶鲁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