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涨薪从星星点点的劳资博弈演变为燎原之势，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模式也迎来了偃旗息鼓的倒计时。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会否需要被迫承受外资集体转移的“后遗症”？中国又如何走好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集群的“平衡木”？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界热议。

　　涨薪潮≠逃离潮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中国是否正在失去长期以来吸引外资入驻的优势？作为舆论热炒的焦点，富士康“将生产线向越南、印度转移”、“部分搬迁至台湾地区无人工厂运作”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在“中国制造”的发展史上，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事件似乎已然成为一道分水岭。更有报道称，曾踏着“国际产业转移”节拍来到中国的制造业、纺织业等正以“加速度”向东南亚、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继续它们的转移之旅。

　　倘若报道属实，这一资本“再沉淀”的过程无疑意味着中国“全球工厂”地位的削弱。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对记者表示，从外经部目前调研的第一手结论看，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和贸易业仍在加快对华转移，“向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自己的制造业，这只能说是跨国公司中的个案，去年我在剑桥参加企业高级研修班，跨国公司董事长在对未来企业战略的判断中，没有一家表示转移出中国市场。 ”

　　前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亦在月度例行发布会上强调，因富士康、本田而起的加薪潮不会影响中国吸引外资，因为廉价劳动力并非现阶段外资考量的第一要素。据了解，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仅是中国中部地区的50%，印度的劳动力成本也只在90%左右。尽管如此，中金公司分析师王汉峰告诉记者，从绝对水平上看，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在全球仍具有较强竞争力，“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基数庞大，除印度外几乎找不到可以相匹敌的国家，因此其它国家对中国制造业转移承接的能力也将有限。 ”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也认为，在产业配套、规模生产、工人整体素质以及生产技术等多个方面综合作用下，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仍具有很大竞争优势，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很难在短期内复制中国当前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

　　更耐人寻味的是，嗷嗷喊涨的企业薪酬其实只是“补偿性涨薪”。有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39%，同时企业盈余则从23%上升到31%。根据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测算，在深圳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元，而富士康涨薪前一线工人收入仅在1500元-2000元。多位观察人士都认为，富士康一周内达122%的薪资涨幅其实只是一种“补涨”。

　　省际转移的合理性

　　由于中国复合性成本较低、薪资基数过小等考量因素的作用，外资暂无大规模搬离国内市场之虞是比较主流的观点。但既然如专家所言，用工成本不是企业成本考量中的唯一标尺，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零部件配套成熟度、下游市场的就近性、栖身地的商业环境、市场秩序、法治水平、投融资条件、资金使用成本、人才集聚程度、政府服务能力等一系列复合因素决定了去留决策，那么承担不起高成本的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向内地转移似乎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事实上，仅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总体上也还远未到制造业向国外转移的阶段，当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以后，而2009年我国人均GDP为3711美元。反观内地中西部地区，去年有8个省份人均GDP不足2500美元，其中最低的仅1350美元，甚至仅为数值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空间接受产业转移。

　　“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着相同的文化环境，有熟悉的法律环境，把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可以减少很多投资风险，”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如果向海外转移，除法律环境外，还特别要避免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存在额外的投资风险。”吕政也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差异很大，在生产成本上升时一股脑把企业转移到海外不现实。

　　记者注意到，这一迁移潮已经在代工企业中掀起。替惠普代工笔记本电脑的英业达在重庆的工厂预计11月进入量产阶段；另一代工巨头——位于东莞的台达电子在湖南郴州新建的工厂项目也已经签约。此前，香港工业总会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而在上海金桥加工出口区，去年一年就有25家有相当规模的外资制造业迁往内地。

　　对此，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也认为，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梯次转移，形成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循环，有助于消弭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陈秀山则表示，可以在产业的区际转移过程中通过双方的合作实现升级，也可以采用非整体性转移，形成一种新型的区域分工，“比如东部地区保留研发和市场，把加工制造装配等转移到周边地区，从而形成纵向分工。 ”

　　制造业面临洗牌

　　低利润的生产性企业从沿海走向内陆——听上去只是一次战地的转移，但在一些观点看来，却是意味深长的远征，将带来洗礼式的产业革命。王汉峰告诉记者，劳动力成本提升在中国内部必将加剧转变增长方式的迫切性，由此推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传统二元社会的发展模式下，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而劳动力富余，这些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向相对先进的工业和制造业部门及出口部门，支持这些部门和整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王汉峰认为，当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出现，劳动力成本自然上升。

　　据记者从业内了解，在制造业的各个子行业中，纺织服装皮毛行业是劳动力最密集的行业，其平均工资最低，工资成本占营业总成本的比例最高，对人力成本变动的敏感性也最强。国金证券(14.98,-0.09,-0.60%)分析师张斌认为，短期纺织服装等行业将面临痛苦转型，“这些行业的竞争原本就惨烈异常，中小企业尤其多，而竞争中‘同归于尽’的价格战本就建在劳动力成本、税收等差异之上，工资逐步上涨后，竞争力差的小企业最终可能关闭。 ”

　　他的观点同时认为，中长期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逼迫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并通过行业洗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王汉峰也预计，中国传统制造业领域，包括钢铁、煤炭、建材、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行业兼并与重组案例将密集发生，已经处于行业龙头地位、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状况相对较好的企业则将受益于这种趋势。

　　对于制造业未来的重组与集中度提升格局，业界有着相对统一的认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的洗牌还并不简单只与企业 “大吞小”划上等号。王汉峰分析认为，虽然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使制造业的经济占比相对下降，但高附加值的装备及消费品制造业占比却依然上升，表现为整个制造业结构向更高的方向升级的趋势。

　　就日本的案例而言，记者注意到，1970年-1980年间，虽然传统的制造业（重化工业以及传统消费品制造业）占比大幅萎缩，但交通运输设备、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制造等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值在GDP中占比从5%左右提高到15%左右。 “实际上，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持续以及出口制造业多年的技术累积，中国装备制造业将是未来出口结构升级趋势下表现最突出的版块。”王汉峰表示，这些行业将包括机械、电气设备、通讯设备、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等。

　　产业升级=企业升级

　　整个制造业结构的升级背后，也隐含着对企业自身战略调整的需要。独立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占了制造业98%的传统制造业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品牌战略，而是要从过去走到高效的6+1（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制造）整合，制造业的未来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链中心，而且这个产业链中心背后是金融中心，也是大物流中心和服务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一位专注于产业集群研究的教授则对记者分析，必须以企业技术升级为突破口，从改变要素价格比例、拓宽企业金融渠道、建立高质量产品销售渠道等方面入手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最重要的是引导和推进企业逐步用资本替代劳动。 ”他的观点认为，对于一个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上的产业来说，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会在一段时间内导致原有竞争优势的弱化，这是从低级竞争优势向高级竞争优势转换、寻求经济增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有趣的是，从其他国家经验看，有力的竞争优势也常常是在看似不利的生产条件下形成。如日本的终生雇佣制使日本企业不敢轻易扩充人力，从而激发了企业采取自动化的积极性，反而降低了生产成本；瑞典建筑工人极高的薪水使建筑企业不得不研发高效率的建筑方法，形成了瑞典在组合房屋市场上强大的竞争力；荷兰长年低温、湿寒，不利于花卉生长，迫使投资花卉的企业致力于研发专业温室设备和完善花卉的培育、包装、运输条件，最后成为全球鲜花最大的出口国。

　　据介绍，目前中国制造业产业规模巨大，但大多数企业存在着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多等问题，处在附加价值最低的环节，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有限。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10中型企业高峰论坛上，IBM公司介绍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三个模式。

　　据悉，一是企业赢利模式的转型，就是通过改变产品的价值和定价策略来创造收益。目前普遍受企业认可的是从卖产品到卖服务以及从提供单一产品向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的转型；二是企业定位的转型，即或者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或者从OEM升级为ODM甚至是自主品牌，目前比较受广大企业认同的是从OEM、ODM转型为自主品牌，以及向供应链上下游拓展；三是企业运营模式的转型，即改变企业的运作模式，目前比较受企业认可的是单工厂变为多地点工厂运作以及制造外包等。此外，IBM最近调查还发现，在中国已经有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信息化能够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还有32%的企业已经认为信息化是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

　　第三产业的“催化剂”

　　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激发的产业升级内涵除了针对制造业结构本身外，市场分析认为，还将带来第三产业的加速崛起。多位分析人士都认为，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民工荒”等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亚洲其它几个地区所经历的发展路径有着类似之处，典型的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等。王汉峰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近似于1960年代的日本、1970年代末期的台湾省、1980年代初的韩国。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水平，与1962年的日本、1978年的台湾省以及1984年的韩国具有可比性，均在6500美元的水平。

　　而从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第二产业 （采掘与制造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来看，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也基本上与这三个地区当时的水平类似。基本的结构是，第一产业占比10%左右，第二产业占比约50%，而第三产业占比约40%。王汉峰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年份之后三个地区产业结构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逐步下降，而第三产业逐步提升，到目前为止，第一产业占比都降低到5%以下，而第三产业占比提升到60%以上，第二产业占比在30%-40%。

　　“中国当前面临与日本在1960年代初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正在接近尾声，全社会整体的劳动力成本在趋于上升。在这之后，我们发现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进入稳定阶段，从1970年开始迅速下降，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960年年初接近50%下降到1980年代的40%左右。”王汉峰还表示，除了制造业整体规模占比萎缩外，随着劳动力成本以及其它相关成本的提升，制造业内规模扩大空间不大、附加值相对比较低的产业随着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将进入产业内的重组与整合、行业集中度提升的阶段，这一趋势在日本当年也反映得非常明显。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前述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目前业内观点还莫衷一是。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德文认为，结合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个拐点的结论。据他调研，近年农民工工资出现的大幅上涨几乎与城镇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同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则认为，“民工荒”现象有种种结构性原因，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迅速提高包括了政府的其它目标，不完全是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反映。

　　低工资模式的幻影

　　另有分析人士对记者强调，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言，富士康、本田只是舆论热炒的“导火索”，事实上，以往低工资模式下的 “盛世危机”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已是弦上之箭。 “低工资模式在短期内可以迅速扩大就业和积累资本，但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多地依赖低成本的劳动要素投入，创新动力不足，从而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 ”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苏培仲撰文表示，这还同时不利于扩大内需，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支撑，生产过剩难以避免。

　　相关数据显示，从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率大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消费率为48.6%，远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水平，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消费率基本维持在80%左右。 2008年居民消费额增长15.8%，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外，实际只增长9.9%，低于GDP的实际增长率。而近10年我国近60%的农村居民消费额只占城乡居民消费总额的20%左右。

　　“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顺差过高；所谓不平衡，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肖元真认为，产业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性选择和本质要求， “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和生态化是当今全球产业发展的大势，它彰显了产业组织、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其内在力量则是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