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的故事有一个明显缺失——中国制造业。这个亚洲强国或许是座“世界工厂”，但它在非洲没设立几家自己的工厂——尽管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总体投资不断扩大。

　　世界银行(World Bank)已表达了与中国合作改变这种状况、并开启非洲工业化进程的意愿。但在一份简短的分析报告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维利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Vale Columbia Center on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的两位学者陈述了理由，说明这为什么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在非洲方面，他们强调了与所谓糟糕的制度条件相关的众所周知的困难，即“不可靠的水电供应、交通、通讯、糟糕的治理、不友好的监管环境以及职业道德”。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除南非以外的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成为制造业方面成本高昂的选择，不仅对中国公司如此，总体上对跨国公司亦是如此。

　　但在这篇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中，最有趣的是有关中国因素遏制制造业投资的探讨。

　　为了解释这些因素，作者将中国拉动非洲增长的潜力，与战后日本投资帮助韩国、台湾以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对比。

　　上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力有关：亚洲增长最快的一些经济体，廉价农村劳动力储备较为有限。因此，随着成本的上升，它们很快就要从海外寻找工人。相反，在眼下的中国，作为新的生产地点，幅员辽阔的内陆地区比其它遥远的国度拥有更多的优势。哥伦比亚大学的报告解释道：

　　中国拥有尚未利用的庞大农村劳动力大军。中国农村仍然生活着7.5亿人口，他们的平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

　　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近期中国沿海省份因工资引发的劳资冲突，正推动工厂向内陆地区转移。即使中国公司真的在海外开办工厂，也是在离本土较近的越南、柬埔寨等地。

　　亚洲战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升值：日本和较大的亚洲经济体允许本币升值，这实际是上对本国出口征税，而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补贴。
　
　　然而，中国人民币汇率自由化的步伐却如同蜗牛一样缓慢。哥伦比亚大学报告的作者们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没有做好准备，放弃仍在提供急需的国内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渐进的货币升值，让出口商有更多时间去提高生产率或将生产迁至内陆，由此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

　　正因如此，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多仍是与获取石油和矿产有关，同时还有一些基础的加工（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了相关争议）和建设（这有望或多或少地填补非洲基础设施的不足）。

　　撰文讨论金砖四国(Brics)在非洲活动的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经济学家杰里米•史蒂文斯(Jeremy Stevens)向本专栏表示，非洲需要发展自己的地区市场，以增强对中国制造商的吸引力；拥有一个庞大的本国市场的尼日利亚已展示了此种可能性。

　　尼日利亚在2008年和2009年从中国进口了价值逾80亿美元的商品。这吸引了许多中国人：估计目前居住尼日利亚的中国人有10万之多，从事轻工制造产品、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的贸易。这也吸引了中国企业——它们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们在尼日利亚的基础设施、零售业和制造业领域进行了投资。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可能会把最大的“工厂”留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