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压力递增，中国制造商开始提价，而习惯了中国廉价商品的美国人，可能要面临消费习惯的变化了

　　华莱士生活的变化

　　华莱士一家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门罗市。这个5万多人的城市官方网站上宣传说，它们最大的旅游亮点是游人能在日出时分好好享受一杯咖啡和一个牛角面包——也就是说，这里什么都没有。

　　但是，对于本地居民来说，有了沃尔玛就什么都有了。华莱士太太最常去的超市有沃尔玛、家庭美元商店（Family Dollar Store）和布鲁克希尔（Brookshire’s）。门罗的家庭美元商店比沃尔玛多。

　　“如果沃尔玛都没有，那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东西。”像很多住在美国小城镇的人一样，她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门罗市路易斯维尔大道上的沃尔玛超级中心是路易斯安那州79家超级中心里的一家。这家沃尔玛超级中心大约有14.2万种产品，沃尔玛网站上也有50多万种产品可以让顾客任意挑选，并免费为顾客配送到离他们最近的超级中心。

　　不管是小城镇还是大都市，沃尔玛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制造”——其中大部分甚至没有生产工厂的名字，产品身上只有一条条条形码，代表着“我属于沃尔玛”——输送到美国家庭里，这并没有因为他们把口号从“天天平价”改为“省钱，活得更好”而改变。

　　和它的那些敏感的顾客一样，这家超级市场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东西。

　　沃尔玛在全球范围内直接和2000多个供应商的5000多家工厂有订单来往，其中有大约4000家工厂在中国。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数字的浮动范围也在20%以内。

　　像沃尔玛一样在中国进行商品采购的贸易公司们，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制造”作为自己价格竞争优势和利润的最重要来源。根据中金公司研究部的数据，截至2009年11月，中国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达到了23%。

　　于是，华莱士一家的一天从中国生产的咖啡机开始，在中国生产的床单被罩里结束，中间塞满了更多来自中国的东西：衣服、鞋子、电吹风、MP3、装饰首饰、相框、电话、贺卡…… 

　　但现在，他们的生活可能面临变数——最便宜的商品将可能不再Made in China。

　　步步紧逼的成本

　　2010年6月19日，在重重升值压力之下，中国宣布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是继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对人民币进行的再次汇率改革。

　　这次汇率改革让人们担心，人民币将可能小幅升值，中国一些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将会面临迅速下滑的局面，甚至垮掉。其中，服装和鞋类出口将可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2009年，中国在美国服装和鞋类市场的份额为46%。

　　按照中金公司研究部的估算，出口依存度和国内成本较高的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造业，国产率超过80%，明显高于其它行业——可能由于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若人民币升值5%，将使其以美元计算的出口成本上升4%。

　　“在东莞，企业的订单都能做到8、9月，很多小企业不太敢接新的订单。”位于东莞的世界鞋业（亚洲）总部基地经理文海斌还记得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东莞鞋厂倒闭的情景，“制造工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发生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就会将上半年所有的利润全部亏进去。”

　　6月2日7点30分，在东莞华宝鞋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些穿着不同颜色制服的工人还在生产线上做着最后一道工序。此时，大部分工人已经离开车间，平时热闹的楼层安静了许多。作为全球顶级女鞋的代工厂之一，华宝鞋业在每周三的晚上都会给自己的工人放假，这让7天的工作周期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长。

　　王建飞，贵州人，作为鞋厂三车间生产部的小队长，他正带领着几个工人抓紧“补货”，“当生产线上出现损耗时就需要人手补货。”王建飞到工厂有4年的时间，他所在的生产车间大概是工厂里人数最多的部门。

　　“造一双靴子，按照大概每只10元的计件费，30人的小组平均下来，每人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王建飞说，熟练工人可以拿到更多。

　　在这些工人中不难听到湖南、湖北的口音，湖南人高江雷已经做到主管级别。“春节前后，介绍老乡来厂打工可以有50-90元不等的奖励。”

　　对于他们来说，更好的消息是，5月份《关于调整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开始施行，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月920元。

　　但对于华宝鞋业母公司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来说，这是不小的压力。按照企业普通工人每月1800元的工资计算，用工成本要上升17%左右，以300人的工厂为例，企业一个月要多付9万元，一年多支付108万元。华宝鞋厂的年出口额大概在9126万美元。

　　“工厂的电费、材料费、维护机器的费用、厂房租金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张华荣表示，此外还有各种数不清的账单——交通费、电话费、办公费、交际费、开发费、投资利息、差旅费、工商税务费等。这一切都将被计算到订单中。

　　以华宝鞋业出口的一双普通女鞋折合美元计算，2006-2008年原材料从10.05美元上涨到10.85美元，劳动力成本从2.23美元上涨到3.3美元，水电及运输成本从0.18美元上涨到0.23美元，虽然办公耗材等综合费用下降0.32美元，但出口单价仍从15美元上升到16.2美元，一双鞋的毛利润从1.1美元下降到0.7美元。

　　而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持续升值使毛利润减少了0.29美元，国家降低鞋类产品的出口退税使之又降低0.3美元，最后企业所获得的税前利润从2006年的1.2美元降至2008年上半年的0.21美元。

　　“稍微小点的企业利润可能还不到5%。”做了14年女鞋的张华荣很清楚现在中国代工鞋厂的现状。他的华宝鞋业外单占比接近95%，拿到的最高利润不到10%。

　　袜子行业也是如此。宁波同辉国际贸易公司主要做袜子的出口贸易，近几年来虽然成本上升，袜子的价格却鲜有变动，2000年的时候，可以做到50%的利润，现在能保持在5%已经谢天谢地。

　　眼下最让其总经理桂明军感慨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现在的工人主力是90后，他们与老一辈有着不同的劳动观念，比如我们的工厂虽然现在免费提供食宿，宿舍有大功率空调，月薪4000多元，但还是招不满人。”

　　即便如此，对于企业来说，大订单仍是工厂维持稳定利润的保证。“美国人一年可以消费七八双女鞋，欧洲人可以消费五六双，但在中国还不到两双。”张华荣说。

　　布朗鞋业是美国最大的鞋业零售商之一，拥有着Naturalizer等众多品牌，它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利威贸易就在华宝鞋厂的隔壁，也是华宝的合作方之一。全球排名前50位的国际知名品牌中有15个品牌的女鞋把订单交给了华宝鞋厂。

　　事实上，尽管最近最低工资的调整给张华荣带来一定压力，但中国制造业的薪资水平仅为美国的3%。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发现，2007年挪威制造业的薪资水平是美国的2.8倍。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接受调查的12个西欧国家中的10个国家，制造业薪资水平均高于美国——这些中国主要出口国家、地区的薪资水平都远远高于中国。

　　在张华荣的鞋厂，人工和研发成本只占15%，成本中最大的占有部分是55%的材料费用和20-25%的各种税费。

　　从物流上看，外销的产品只需要将产品运往港口，贸易商会包办剩下的事情。但内销产品走的是铁路、公路等运输路线，以广州到北京为例，如果按照每公里0.5元收费，高速公路的费用起码在千元以上。

　　根据世界银行曾发布的数字，美国的物流成本占整个GDP的9%左右，而中国的物流成本占整个GDP的25%，占总成本的30-40%。加上建设渠道时产生的费用，对于外向型企业来说，目前对内销市场的投入远大于收益。

　　对于还在坚守外销的生产商来说，还有政府的出口退税保证它们在压价后仍有利润空间。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曾给华宝鞋业带来了不少的压力。“退税从13%降到11%，等于企业就没有了出口创汇的补助。”张华荣说。

　　今年6月中国对钢材、有色金属和化工产品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税率进行了调整，纺织业并未做调整。中国的鞋材现行的税率约为15%，“不少鞋厂就是靠这存活的。”东莞银升鞋业董事长祁耀昌表示，在有一定的利润保障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虽然他们不得不承受一些额外的风险。

　　越来越苛刻的国际采购商

　　多年来，这些力图保证自己利润率的工厂源源不断地为沃尔玛提供商品。

　　厂商或者贸易商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进入沃尔玛对产品的监控系统，但大多数工厂的老板并不愿意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说，把产品卖出去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工厂可能连合作方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产品会卖到哪里去了。”广州麦普贸易有限公司区域销售总监邹鸿杰说。

　　从3月开始，沃尔玛在美国全国开始新一轮的压价促销活动（Rollback）。根据花旗集团分析师黛博拉•韦恩斯威格的统计，最初推出的一万多件促销产品降价力度达到了20.5%。

　　店里表示促销的橙黄色标识不断增加，到6月，累计参加压价促销活动的产品达到5万多件。原本8.88美元的记忆海绵枕降到6美元，这只够在麦当劳买一个超值套餐；268美元的22寸平板液晶电视降到198美元等。除了Rollback，还有季节性清仓的服装和鞋类，印花T恤降到了1美元，蟒纹平底女鞋降到了6美元。

　　人民币长期低估，让如沃尔玛这样以美金定价的贸易商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而且，国外的各种税费没有国内那么多。”现任东莞市皮革鞋业协会副会长、银升鞋业董事长祁耀昌说。

　　所以，尽管这些商品的价格低到离谱，但国外贸易商从中国采购的利润空间还是很高。以一双利润空间有30美元的鞋子为例：研发和贸易商可以各赚10美元，终端渠道赚5美元，工人和原材料只能平分剩下的5美元。

　　“贸易商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在和贸易商谈判时，价钱都是一毛钱甚至一分钱这样加，比如出厂价从4.3美元讲到4.4美元就已经不错了，很少能一次提到5元的。”祁耀昌表示，自己的鞋厂在不亏本的情况下都会和贸易商尽量协商，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现在已经出现了中间贸易商主动找工厂的现象，这个在过去从来没有过。”世界鞋业（亚洲）总部基地经理文海斌说，现在已经有3家年采购量在七八百万的贸易商找工厂了，以前都是工厂找贸易商。但他们的价钱压的还是很低，工厂仍然掌握不了定价权。

　　这些大约绕了半个地球，出现在门罗市沃尔玛货架上的商品并不让华莱士太太觉得好奇。作为顾客，华莱士太太并不知道自己付出的钞票具体有多少人来分，每个人能分到多少。她想到自己用得多的中国生产的商品时，脑海里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工人在生产线上一件接一件地生产衣服。而对那之前或者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也不是那么关心了。

　　没什么别的商店能像在沃尔玛一样，一站买齐冰冻海鲜、轮胎测压计、棒球手套、夹脚拖鞋、全套卧室家具、能睡10人的三房式帐篷和电话机等哪怕是在半夜三点半。

　　“我觉得沃尔玛卖的东西质量不错，价格比其它很多商店可要低得多了。”住在曼哈顿的弗朗西斯•罗德里格斯说。她创建并维护一个叫做艾克泰西帝国（Extacy Empire）的资讯网站，当她还住在布朗克斯的时候，她甚至曾经和家人搭乘一个半小时的公交去怀特普恩斯的沃尔玛购物，“但是省下的钱绝对值这些麻烦。”

　　随着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中国人力成本的提高，华莱士太太、弗朗西斯可能将会买到更多来自于墨西哥、越南等国家、地区的商品——特别是服装鞋帽。

　　成年礼式的低价格告别

　　中国的一些制造商已经不得不提价。“两个月前已经开始逐渐调价了，再不调价就活不下去了，如果订单量只有几千件，即便是对老客户也会提价，现在幅度最低也在5%。”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钟浩森说。

　　中国最早的牛仔裤出口就是这家公司做的，在5月份的广交会上，老客户在钟浩森那里尚有一些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对于新客户，则一律提价。产品打版以及加上来回沟通的时间等，开发新客户的成本大约比老客户高出30%，经营风险也比知根知底的老客户高，因此他没有给新客户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能接受他们提价的订单就开始寻找“中国制造”的替代选择，它们流向了东南亚和中南美洲地区。

　　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多次游说桂明军，让他把工厂从宁波迁到马来西亚。“我比较了一下，觉得马来西亚的各种成本低了很多，如果有一天在中国没有利润了，我肯定得搬。”桂明军说。

　　在东莞厚街镇上，似乎很容易就碰到一个与制造有关的人，他们也许是某个厂区的制鞋工人，也许是鞋盒包装厂的老板，更有可能是鞋材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因为在不到30分钟车程的范围里，可以在这个小镇上找到10多个专业鞋材市场——濠畔鞋材市场、远隆皮料市场、河田皮料市场、鸿运鞋材广场，即便叫不出名字，路人也能轻易地告诉你这些专业市场的方向。

　　但是如果到了东南亚，这些厂商们还需要重新构建这种供应体系。

　　要想改变现在的出口依赖状态，它们的另外一个选择是转向内销市场。在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的“新增长理论”，为一些资本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可能的发展模式。

　　张华荣过去曾在内销市场上吃过亏，几年前为了几个自有品牌投入过亿，但市场反应并不好。他归结于外销企业缺少做内销市场的经验，渠道和铺货都不熟悉。现在在华宝鞋厂里，工人只能在厂区里找到一家华宝自有品牌的鞋店，在厂区的另一条生产线上生产。

　　但张华荣正在试图改变出口企业的被动状态。

　　除了关注网上的分销平台，入股国外三四线品牌被张荣华认为是学习市场运作的最好方式。“内销市场仍是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一块，”张荣华不愿意放弃“东莞模式”，在上游聚集的厚街鞋材市场附近，他参与投资了一个项目，希望把“前店后厂”的“店”也搬到东莞。

　　虽然知道“成效可能要10年甚至更久才能看到”，但张荣华依然对企业的前景很乐观，“传统制造业永远是生命力最强的朝阳产业。”他说。

　　“我的公司最近也在做品牌转型方面的事情，做了一个品牌在香港销售，这肯定是一个趋势，前期不计成本的投入也是必须的，但有一点，这么多家外销企业转内销，有几家能成功？现在我看到很多工厂也在转型帮一些已经在国内把品牌做起来的企业做贴牌，但这个还是少数，每个人都在想出路，想办法，转去越南、墨西哥这些国家我觉得在短期都不会看到成效。”香港鞋业商会会长方志刚说。

　　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正在开始内部转型，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银升鞋业董事长祁耀昌说，从效益上讲，他更愿意接外单，只需要生产，不需要费神销售；从感情上讲，他更希望做大自己的品牌，他开始到全国各地的商场亲身实践，了解加盟商需求，甚至带着设计师去了两三趟法国、意大利，向那里的设计师以及行业协会学习。

　　来自中国的人口红利，让世界经济过了几年低通胀的好日子。而对于已经习惯了中国廉价商品的美国人，他们的生活可能真的也要发生一些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