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探讨汇率问题的磋商解决机制是破解人民币汇率难题的根本方法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汇率水平决定的理论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揭示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深层次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启动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人民币纠纷解决机制是破解人民币汇率面临困境的基本途径。

　　人民币汇率困境的成因分析

　　理论成因

　　国际金融理论中，影响汇率水平的因素包括国际收支、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国际收支状况和投资者心理预期。国外主流的汇率决定理论包括国际借贷说、购买力平价说、汇兑心理说、货币分析说和金融资产说。这些学说只有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不是估算汇率水平的实际途径。最优汇率水平应根据一国生产要素状况与产业的国际竞争环境来具体决定。因此，用何种理论和方法估算一国的均衡汇率是理论界对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分歧的焦点。

　　作为全球汇率管理的核心机构，IMF的汇率水平评价机制具有实际的影响力。自1990年以来，IMF的汇率问题顾问集团(CGER)就为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水平分别提供了评价机制，并从1997年以来应用于对各国汇率水平的监督实践中。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贸易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27%提高至2004年的37%，IMF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水平开始实行统一的标准。评估各成员国汇率水平的主要参考方法包括宏观均衡方法(MB)，减缩的真实均衡汇率方法(ERER)和外部可持续性方法(ES)。

　　宏观均衡方法的核心是，估算现有的汇率水平下，经常项目账户的现有水平和中长期均衡水平之间的差异，从而提出要消除此项差异，汇率水平应该调整的幅度。真实均衡汇率方法的核心是，直接根据各国中长期的国外净资产头寸(NFA)、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关产量差异以及贸易期限来确定其真实均衡汇率水平，并以此作为汇率水平调整的目标。外部可持续性方法的核心是，通过计算实际经常项目现有水平和能保持国家的国外净资产头寸稳定的均衡水平之间的差异，同时假定国家的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在贸易弹性的基础上计算出真实均衡汇率水平。三种方法各有侧重，真实均衡汇率方法侧重盯住汇率水平，而宏观均衡方法侧重盯住经常项目均衡水平，外部可持续性方法侧重盯住净国外资产均衡水平，三种方法在IMF的汇率评估机制中相互补充。目前，三种汇率水平评价方法逐步得到了发达国家官方和学术界的认可，这是未来人民币汇率水平评估重要的参考方向。

　　IMF对于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有监督义务，却没有对各国汇率水平的决定权力。所以，汇率水平评估标准的出发点、立场不同导致对一国汇率水平不同的观点。对于中国而言，均衡汇率的估算标准不应该是单一的汇率水平均衡、经常项目均衡或者净国外资产均衡等，而应该是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目标综合考量，以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和现有的汇率管理制度来决定汇率水平。当然，IMF的汇率评估方法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总之，目前国际金融组织对汇率水平的评价标准没有统一的规定，理论探讨多元化。汇率水平评价机制不一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首要成因。各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衡量标准，自然得出不一致的汇率水平，由此造成目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不同意见。

　　制度原因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汇率问题就成为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摩擦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对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德国就在汇率问题上摩擦不断。结果往往是其他国家顺从美国的意志，被迫升值。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延续，不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客观反映。

　　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主要表现是：第一，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或出现危机时，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和援助机制，这直接促使其他非关键货币发行国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鼓励国内企业赚取外汇以应对不时之需。中国便是其中之一。故此，巨额的外汇储备并非国外某些学者片面分析的重商主义所致。第二，汇率制度的选择。现有的国际货币汇率制度对各国汇率选择没有严格和明确的约束。目前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学术界并没有论证清楚孰优孰劣。国际实践也证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各有千秋。各国为了防范汇率风险均选择对本国经济有利的汇率制度。这些因素都给今后的汇率问题之争播下了种子。眼下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并没有充分必要的国际法依据。第三，国际关键货币问题。进入牙买加体系以来，黄金(1355.20,17.60,1.32%)非货币化，美元实际充当核心的国际关键货币。但是，美元的发行和流通总量，美元的价值走势均以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调节为主，服务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也就是说，美联储的角色没有上升到与美元匹配的“国际最后贷款人”、“全球中央银行”的地位。如果没有独立于各国国内利益的全球中央银行和其发行的国际关键货币，各国在外汇储备问题上就会受制于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面临外汇储备随时贬值的风险。

　　经济结构原因

　　近年来，国际经济结构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尤其是“金砖四国”经济实力强劲增长，GDP在全球的份额明显上升。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显著放缓。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逐渐由传统制造业转向IT革命产生的新经济。但是，国内对必需品的消费需求没有任何减少，反而随着美国债务经济的盛行而日益增高，故从国外进口消费品成为必然；而美国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限制出口其高端技术服务。这种贸易结构直接放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无论人民币汇率如何选择或波动，都无法改变其国内的经济结构。

　　文化原因

　　美国奉行的是一种霸权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首先，在主导国际秩序时，美国不断地从国际金融制度等因素构建服务于自身的体系，制约潜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快速发展进行约束也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潜规则。因此，近年来，美国国内通过诸多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以试图通过单方面措施施加给中国政府更多的义务，以达到束缚中国发展的目的。其次，每当美国国内出现问题时，政客们为转移注意力总会寻找替罪羊。目前，美国国内并未完全消化金融危机带来的创伤以及美国国内面临国会中期选举，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失为政治家们安抚民心与捞取政治选票的一种颇为有效的工具。再次，美国历届政府擅长利用国外因素为其霸权文化服务。历史上，美国总统用以团结美国公众的方法无外乎渲染国内危机、塑造假想敌等手段。

　　破解人民币汇率困境的可行性途径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探讨汇率问题的磋商解决机制是破解人民币汇率难题的根本方法。

　　多边主义是基础

　　目前，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能满足世人对其寄予的厚望，但其依然是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最合适的多边平台。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否违反国际法的依据是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规定。中国在汇率问题方面一直严格遵守IMF的相关义务条款规定，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没有逃避法律义务的要求，不应受到美国等国家的无端指责。因此，要反驳某些国家的无端指责并系统性地协商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应首先从多边主义平台入手，在国际法的指导下有理有据展开行动。

　　借助多边主义解决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意义如下：一是国家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是有国际法依据的。国家自主选择汇率制度是行使主权应有之义。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二是国家行使何种汇率制度是有外部边界的。比如，一国如果故意操纵汇率获取贸易顺差是受国际法约束的。因人民币汇率问题产生纠纷的国际法依据是现行IMF的相关规定。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中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没有义务承担IMF等政府组织之外的义务。三是明确中国选择汇率制度承担的国际义务，可以舒缓美国单边主导的影响力。这是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虽有衰退的趋势但依旧是盖世无双，在目前以主权国家为平行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如果美国主导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纠纷解决时，其可以动用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力迫使中国作出让步以达到其自身诉求。如果引入多边主义平台作为主要的解决手段，在多方参与的情况下以及国际法的约束下，能有效缓解目前美国单边主义主导的强势格局压力。

　　多边主义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要载体是IMF。IMF因多种原因没能跟上国际经济关系结构的变化而暴露出诸多缺陷与不足。正因如此，维持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是必要的和急迫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包括关键货币的选择、汇率制度、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的协调机制等问题的进程中，这直接影响到国际法规范的完备程度。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是20国集团(G20)、“金砖四国”乃至全球各国的愿望，但既得利益者——美国一直是多边主义进程的最大障碍。比如，在国际金融关键问题的表决上，各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美国目前的基金份额占比为16%。也就是说，美国拥有IMF16%的投票权，根据基金组织重大决定需要得到85%以上绝对多数投票权支持的规定，因此它对任何国际金融改革问题都具有最终表决权。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就份额改革努力开展工作，但改革需要来自成员国更多的支持，目前的情况是，增加某些国家的份额容易，减少一些国家的份额和权力很难，份额和投票权的转移存在很大的阻力。因此，多边体系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探讨双边主义合作机制是务实的选择。

　　双边主义是核心

　　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两国争执的焦点问题之一，其主要的根源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双方交流平台。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应该是中美两国成立一个汇率问题工作小组，就有关美元/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研究。可以选择双方达成共识的方法、指标对汇率进行测算。比如，选择中美商品的若干种作为代表，以贸易额作为权重，进行购买力平价测试。扣除两国国内通货膨胀因素，得出实际有效汇率估算值。一旦遇到汇率问题争端，便启动该机制，在当时的综合条件下，以客观的测算值作为基准解决汇率问题。

　　这种做法非常复杂，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一方面，可以摈弃美国单方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横加指责，通过购买力平价测试可以澄清人民币汇率是否像美国部分人士所说的那样，即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另一方面，即使人民币被低估成立，但到底低估多少，没有确切的答案。所以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唯一出路是双方人员坐下来通过谈判，计算出可以接受的人民币升值的数字。

　　单边主义是保证

　　中美两国均应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探讨出对双方都有益的解决方式。

　　首先，美国应搞清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元凶。贸易不平衡争端自然会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外汇问题上，因为汇率是政府可直接用来影响国际收支的唯一工具，然而逻辑和经验告诉我们，名义上汇率的调整无法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除非国内储蓄和投资模式发生改变。其次，美国且勿颠倒是非，混淆逻辑。事实表明，在美元不断贬值、敦促人民币相继升值的情况下，美国的双赤字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这说明不可能通过敦促人民币升值改善美国在全球的贸易赤字地位。美国不应错误地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与其国内贸易逆差问题联系起来，更不应荒谬地将其国内失业问题与人民币汇率问题联系起来。再次，美国应反思国内经济结构，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十年来，我们没有把最优秀的人才输送硅谷制造计算机芯片，而是派驻华尔街去制作赌博的筹码。”前苏联解体以后，美国走上了依靠品牌、核心技术、外债、金融手段发展之路，很多体力活都转移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经济结构背景下，即使中国按照美国人意愿升值人民币，也减缓不了美国对海外市场消费品进口的需求，只不过是对美国出口国别的转化而已，根本无助于美国贸易利差的减少。因此，美国应反思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经营的债务经济，提高国民储蓄率，为其国内经济形成坚实的资本基础。

　　对于中国而言，第一，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选择内部边界是中国主权，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中国的内政；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外部边界是现行IMF等政府组织的相关规定。因此，中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首先应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业问题等方面。第二，中国应该而且已经开始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启动内需，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减缓全球失衡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中国应该严格遵守成本会计规则，防止相互恶性竞争，收回低廉劳动力让渡出的成本，提高加工贸易产业的利润空间。第三，中美贸易问题，尤其是基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绝不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问题，而是面对强大的国际采购商，中国不得不放弃原本应获得的利润空间。国际采购商杀价购买商品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第四，中国应积极加强人民币汇率选择弹性制度建设。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有助于逐步增强人民币市场的灵活性，形成一种趋于市场化的市场预期，有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合理发展。并且，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有助于中国利用外汇市场缓解目前货币政策面临的被动发钞困境，在国债市场不够活跃、中央银行票据市场较为被动的情况下，可能形成“中国式”的公开市场操作模式。第五，中国应积极准备应对美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不合理要价，比如，美国一些有关人民币汇率法案变成现实中的法律，施加给中国特别义务时，中国应给予坚决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