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崔延虎2009年初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美国农业部的一篇报告深深刺痛了他。

　　在这篇研究中国新疆棉花生产的报告中提到，新疆虽然有着适宜棉花种植的气候条件，但由于土地承包制度下的分散种植，使得新疆棉花产业“非常虚弱”，“虚弱的经济经不起外来贸易各方面的冲击，如果棉农破产，中国政府的负担会加重”。

　　类似的说法早在4年前，同样出自世界棉花经营巨头路易·达孚中国公司董事长陈涛口中。

　　但就在短短四年之后，包括鲁泰、魏桥和银丰在内的一批优秀企业已经有足够能力站在全球市场面前，参与任何一场公平竞争；而更多像高社会这样的普通棉农，却依旧茫然地面对着变幻莫测的未来。

　　在这一鲜明的反差背后，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现实：那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农户所销售的棉花价格已经不再受某村某地的供需变化影响，而是由期货市场交易所形成的“全球统一价”决定。

　　对冲基金等金融资本的介入，使得棉花期货价格无论从波动幅度还是频率上，都远远超过现实中的供需变化，而成为某种反映市场情绪的“心理价格”。

　　在这一价格机制的颠覆性转变面前，依靠传统知识和信息做出种植决策的农户们，往往在棉花价格上涨时不能及时兑现收益，而在市场下跌时要承担惨痛的损失。

　　同样面临挑战的还有大量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过去凭借着稳定的宏观金融环境，他们依然可以期待的一定的加工利润，在汇率与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的今天，这已经越来越接近“梦幻泡影”。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过去“加工制造”模式，正被“金融＋制造”的新型产业模式所取代；而过去自给自足的农业种植模式，也面临着向“金融＋种植”的产业化转型的挑战。

　　在日益全球化的棉花产业体系中，简单的补贴和价格保护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户们所面临的价格风险。只有正视这一变化，重新理顺产业链结构，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金融工具，建立起合理的价格传导与保护机制，才能真正解决棉农和中小加工企业们的困境。

　　在这一方面，类似银丰的“订单＋期货”模式，鲁泰、魏桥的“全产业链模式”，以及江浙资本前往新疆承包棉田的举措，都在做出有效的市场化尝试；而政府更应该做的，则是市场机制、金融支持和信息普及等宏观的结构调整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