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二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呼吁结束两国的“零和的冷战思维”。胡锦涛说得没错：中国的崛起可以也应该有利于所有国家。这种崛起还可能被糟糕地处理失当。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是目前国际外交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美经济关系一直受到两国摩擦的影响。美国抱怨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总体和双边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巨额外汇储备和侵犯知识产权。中国则抱怨美国金融监管无能、巨额财政赤字和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推出的量化宽松。然而此次中美峰会可能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前景黯淡。

　　对通胀的日益担忧，使持续的人民币名义升值对中国政府更具吸引力。在国内，要求压低通胀的压力甚至比保障出口的压力更大。这可能是近几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逾3.5%的原因。再加上薪资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大幅升值可能已经启动。

　　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产出的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近11%缩小至5%左右。这个比例仍然很大。但从美国的视角看，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转向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的重新调整符合本国的利益。随着外汇储备已经超过2.8万亿美元，反对继续积累的理由看上去肯定是充足的。

　　因此双方可以把焦点转向经典的贸易政策问题上，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幸运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提高此类保护也明显符合其本国利益。随着经济摩擦变得更加可控，双方的注意力可以而且应该转向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如果说中美正在就经济政策达成一致，那么双方在安全方面的态度鸿沟正在扩大。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上周访问北京并未缓解五角大楼的紧张。解放军出人意料地试飞隐形战机令人不安，一方面是因为试飞时机带有挑衅意味，另一方面是因为此举展示中国军事技术发展速度快于美国的预期。

　　此次试飞是中国在安全问题上自以为是的最新表现。在美国例行对台售武之后，中国政府曾两次暂停两军联系。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正在升温——中国在那里提出有争议的主权主张，并反对美方的侦察行动。当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与其发生碰撞的中国渔船船长时，中国政府做出了敌意的反应。还有，中国正在推卸责任，不愿管束其放肆的附庸——朝鲜政权。

　　这是反映了深层次的战略转变，还是只是测试中国可以占得多少便宜，将取决于在中国精英内部彼此争斗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中，哪一派将占据上风。但就长期而言，有两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将会下降，而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将会上升。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转变可能以多种方式发生。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可能缓解美国资源的压力，比如在确保航道安全方面。相反，一个咄咄逼人的新超级大国可能很容易引发邻国的军事扩张——后者认为美国的安全保证不足以对抗日益上升的威胁。选择哪一种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但如果中国有意恃强凌弱，美国方面并非没有影响力。

　　其次，中国和美国都必须明白，它们的共同福祉不仅仅取决于双边关系。它们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必须与其它地区强国一起得到管理。日本不是唯一担忧中国意图的国家。近年中国一直在忙于建设从斯里兰卡到巴基斯坦的港口，一些人将此形容为“一串珍珠”，目的是占据战略要塞。这让印度产生被包围的感觉。

　　两国集团(G2)提法的不适当，还不只限于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对中国支持苏丹等无赖政权和其气候变化政策不满，而中国则对美欧金融改革协议不满。中美关系只是全球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难题的一部分，但却是一个必须提上议程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