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入倍增的预期之下，连同一起照进中国部分制造业企业“现实”的却是成本上涨带来的不能承受之重。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厉以宁近期在一场论坛上表示，因为劳动力供给越来越有限，所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有刚性需求的，并且一上去就下不来。

　　就像“21世纪最贵”的稀缺资源土地一样，伴随我国人口红利的难再续，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必然趋势。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企业“用工荒”的频繁出现正是这一现象的注脚。

　　除此之外，原材料成本、人民币升值、税负、土地等成本又为企业的成长之路再添“路障”。自我救赎还是坐以待毙——这是个问题。

　　成本上涨之忧

　　“去年我们员工的最低工资是2500元，今年提到了3000元。”安徽某商用车制造企业宣传部负责人张艺表示。张艺所在的企业主要生产重型卡车，目前共有正式员工2000多人。“光这一项，企业至少要多支付100万。”

　　而采访部分东莞制造业企业时，不少负责人也向记者大倒苦水。制鞋企业华坚集团副部长谷雨就曾对记者表示，已经深深感觉到用人成本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东莞南城新科磁电制品厂负责人在回答记者关于成本压力排名的问题时，毫不犹豫地将劳动力成本上涨作为第一大压力。

　　而从今年3月1日起，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再次上调至1100元。这次上调距上次上调只有10个月时间，涨幅达到了19.6%。记者在东莞采访中了解到，工人的频繁流动倒逼企业不断涨工资。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局长游其晃表示，“现在没有1100元/月，企业根本招不到人。”

　　“除了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也是一路上扬。”在张艺的记忆中，去年6月份以来钢材的价格就开始一路上涨，涨幅至少30%，而且钢材的价格拐点在今年年初似乎并未出现——作为国内钢价风向标的宝钢近期又一次发布调价文件，在1月份钢材涨价的基础上，2月份钢材出厂价将每吨上调100元至300元。随后，沙钢等钢铁厂商也纷纷响应，发布2月份调价信息。“我们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明显比以前更多了。”张艺说。

　　但张艺所在的企业毕竟是一家大型企业，与一些中小型的制造企业，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抗压能力明显更强。

　　去年7月份，由于棉花价格近半年来疯涨，使原本为冬装赶货的旺季变成了淡季，对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形成巨大冲击。东莞当地媒体报道称，那时东莞已有不少小型服装厂因不堪重负而歇业甚至倒闭。为了节省成本开支，有的工厂干脆让工人将缝纫机租回家赶货。

　　去年11月初，央行预计全年PPI涨幅在5%左右。而国家统计局于去年9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上中旬部分重点企业主要工业品出厂价格整体走高。

　　除了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外，对于一些外贸企业来说，人民币汇率更是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广东省丝丽国际集团兆丰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池光绍就曾被这把“剑”刺伤过。“去年10底我刚从广交会一期撤展回来，央行突然宣布了加息的消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立刻变大，那次广交会上签的单子基本上都亏本了。”池光绍对记者说。

　　“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加工类中小企业盈利能力总体偏低，在汇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不敢承接大单、长单，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国务院研究室工贸司司长唐元对记者表示。

　　在企业的综合成本之中，税负一直是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的因素，但却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槛。

　　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偏低收入国家中，税收负担率应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国家，税收负担率应在23%左右;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中，税收负担率应在30%左右。有专家表示，“中国人均GDP2008年才超过3000美元，而政府收入却已达发达国家的水平，实在是太过超前而应当调整了。”

　　据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刚刚公布数据：2010年完成税收收入77390亿元，较2009年上涨约22.6%，远远高于GDP增幅。“企业要交的税很多，我了解的就有增值税、所得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有的企业还要交营业税和消费税。”江苏国税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张文魁曾就中国企业成本状况走访一家西部矿企，当时矿主给他算了一笔账：假设每吨矿的收益是1000元，增值税扣掉17%，资源税按新推行的5%计算，企业所得税25%，三项税相加占47%。企业开采成本一般占33%，管理成本10%，最后余下的收益只占了10%。这余下的10%要分配到个人头上，还得承担个人所得税。

　　仅税收重也就罢了，企业还须面对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项目。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宣布，其会同财政部、民政部等开展的治理规范涉企收费工作，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100亿元以上。

　　因此有学者认为，政府通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为制造业让出提薪空间，有助于缓解转型之痛，可谓利国利民之举。在减税费的同时加薪，方可有效应对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局面。

　　升级转型之困

　　在成本高企的现实下，迁移、转型升级和转行是大多数制造企业选择的3条道路。

　　上海维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强不堪承受上海居高不下的商务成本，已经将其制造基地搬至印度，离开这座令他“起家”但正变得越来越贵的城市。“虽然迁往印度会面临未知的政治风险，但是与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相比，那不算什么。”张永强对记者说。

　　据报道，类似上海维鲨走外迁道路的企业还有许多，迁往目的地也多为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而更多的沿海制造业企业选择的是内迁的道路，中西部地区张开臂膀承接转移来的沿海制造企业。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代表，安徽皖江城市带去年利用长三角地区资金超过1.5万亿，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2500多个，增长均超过40%。而四川、重庆等地也纷纷加码政策优惠力度，吸引一大批电子制造企业前来落户。

　　而“转型升级”则是见诸报端最频繁的一个词。但是对大部分企业来讲却知易行难。

　　“我们也想转型升级，但是没那么容易。”东莞一家贴牌鞋企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为别人代工，赚的只是加工费，根本没有资金升级。”

　　的确，很多企业都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要想快速转型，提高产品竞争力，就必须增加研发投入，但直接被各种成本所“吃”掉的利润部分恰恰又是研发投入的重要来源。毫无疑问的是，汇率、劳动力成本、原材料等因素的长期上涨趋势，正在逼迫企业加紧转型。

　　华坚集团一直是东莞鞋企转型升级的一个榜样。此前记者走访华坚集团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2001年集团董事长张华荣斥巨资在东莞总部设立了研发中心，雇佣2000多名员工从事研发工作，并从意大利、巴西、西班牙等国家聘请了近30名专业设计师。之后又开创自主品牌，从国外引进了“阿兰·德隆”，收购国内知名女鞋品牌“卡佛儿”，独创了COLCO。

　　尽管如此，“我们投入了将近5000万，但效益不是很好，自创品牌显然没有理论上说的那么容易。”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但华坚在转型升级的路上似乎从未止步。记者走访了华坚投资打造的世界鞋业(亚洲)总部基地，发现其从原先单纯进行成品鞋加工转型为一家综合性企业，掌控着研发、贸易、制造、物流配送、总部基地等完整产业链。这条产业链每年能为华坚节省4%～5%的开销——这一切让华坚在金融危机一片哀鸿遍野的形势中“独善其身”。

　　不过，当生产成本上升倒逼企业必须作出路径选择的时候，有的企业干脆选择放弃，转而炒楼炒股。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近日表示，“我国制造业由于丧失了产品定价权，使利润过低，从而导致制造业的实体经济资金大量退出，这些应该投入实体经济的钱，进入楼市、股市，催生了2006年的楼市、股市泡沫。”

　　记者观察

　　对不起，此路不通!

　　纠结在如何降低成本中的企业发现，他们的尝试在不断碰壁。

　　降低员工工资?对不起，此路不通——前有国民收入保障计划，后有劳动合同法。就算没有这两大“紧箍咒”，工资低了人难留也倒逼工资只能升不能降;奢望降低税负?对不起，此路不通——在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增长压力加大，政府的减税动力似乎并不强劲;原材料成本能降?对不起，此路不通——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都是原材料涨价无法反驳的理由。

　　在此困境下，中国企业的生存链已变得相当脆弱，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都有可能成为致命一击，何况人民币对外升值的趋势很强，因此，企业不得不刮骨疗伤、负重转型。

　　低成本时代的一去不返虽然是企业无法回避的现实，但这并不代表未来的前途就是一片黯淡。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下一个利润周期就在前方。企业目前要做的就是要在转型的阵痛中千方百计延长生命，等待这个周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