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元宵节，作为湖北一家建筑工地的项目经理，王军却无心过节。

　　元宵节一过，春节就正式结束了，王军所在的工地也要正式开工，他却在为招一个保管员发愁。

　　保管员的工资已经加到了一个月2000元，之前招到几个工人仍然嫌工资低，自由活动时间少，没几天就走了。

　　王军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湖北宜昌，往年很少为招人发愁，常常会有人自己来工地问需不需要招人，今年却反了过来，让地处中部小城的他也体验了一把“用工荒”。

　　忧虑的人不仅仅是王军，北京洗车店的张老板也在为招工的事情发愁，年前几个员工结完工资后就辞职了，最近自己在网上登了招聘的广告，也在一些车站贴了小广告。但是打电话来询问的人并不是很多。

　　从湖北到北京，招工难只是这个用工旺季的一个缩影，在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区，用工荒正在蔓延，往年似乎无限的劳动力在这个春节变得异常的紧缺。

　　春节后多方采访获悉，用工荒已不是往年单纯的民工荒，也不是仅在沿海制造业聚集地的局部现象，而是出现在多个行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

　　从企业家到普通工人，从经济学家到政府官员，似乎正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期盼已久也争论已久的刘易斯拐点这次真的来了，接下来就是，这个以廉价劳动力吸引全球目光的制造业大工厂要迎来一个新时代，一个劳动力不再廉价的时代。

　　从“找工难”到“招工难”

　　2月16日上午，在北京六里桥东公交站，23岁的谢吟拒绝了一位招工者开出的月薪3000元的销售工作，“工资太低。”谢吟给出了拒绝的理由。

　　他告诉记者，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他一个月工资已经达到了3500元，工作条件也不错，不过这样的工资和待遇在刚来北京时他想都没想过。

　　5年前18岁的谢吟和老乡一起来北京打工，“那时候的工资是1000元多一点点，吃的住的都很差，但还是坚持过来了。”

　　谢吟告诉记者，那时自己的想法是，有打工的地方就行了，至于工资总比在家种地强多了，即使这样，当时的工作还是老乡介绍的，工作不好找。

　　5年后，23岁的谢吟显然底气足了许多，他告诉记者，不再那么没有选择，工作要自己喜欢，干着舒服才可以。同是在六里桥东公交站，那些来“凑热闹”的招聘人员相比之下却没有了底气。

　　上述招工者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六里桥周围转悠，招聘的是推销员的工作，“3天内，工资已经从之前的2000元涨到3000元了，但是还是很难招到人。”

　　在六里桥公交站周围，有着同样遭遇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手里拿着“高薪招聘”的牌子，看到拿着行李像是找工作的人就上前搭讪，但大多会碰一鼻子灰。

　　一位陈姓招聘人员称，他被公司派来招聘房地产推销员，工资最低是1500元，推销一套房按千分之三提成，对招聘对象没有严格要求，而且还安排带薪培训。

　　即便如此，几天下来他只招到了7个人，大多数人都觉得工资太低，或者表示自己不太适合这类的工作。

　　六里桥临近莲花池长途汽车站，很多外地来京打工人员都会在这里下车，不少招聘企业都会在这里派出招聘人员，或者贴出招聘信息。但是，记者观察发现，在六里桥附近的多个公交站，虽然来来往往有很多拿着行李的外地返京人员，但是公交站台、广告栏等地的招聘信息，很少有人问津。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报记者，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温州地区，很多企业因为民工荒开不了工，据他调研，目前温州地区开工率不到50%，温州地区制造业工人缺口保守估计达到几十万人。

　　目前温州地区地方媒体的广告大部分都是招聘信息，没有实力的小企业则在火车站、汽车站设置招聘点“抢人”，更有甚者，企业开出多辆大巴车去劳动输出大省直接拉工人。

　　招工难问题同样出现在珠三角地区，官方数据显示，深圳用工缺口20万人，中山用工缺口是5.6万人。即使传统的劳动输出大省四川、湖北、河南等地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的问题。

　　劳动力相对短缺时代

　　原来等着农民工主动上门的企业，为什么大范围地遭遇“招工难”？

　　急着招人的王军认为，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工资问题，以他所在的宜昌来说，物价上涨很厉害，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急着招人的他决定“先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就只有先加工资”。

　　这一点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的观点不谋而合。她指出，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或者说劳动力供给不足，但是根本问题还是价格。

　　左晓蕾撰文指出，如果企业换一个思路，月工资2000元招不到人，那月工资3000元呢，甚至3500元呢？

　　另一个现象则解释了那些不愿再廉价出力的工人去了哪里。“我在家里种地的收入也不比出远门打工少赚多少，当然就不会为了那么点钱抛妻离子地去当‘外地人’了。”一位春节后回北京转了一圈没找到满意工作的山东农民正准备返回老家谋生计。

　　“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随着用工荒愈演愈烈，人们发现目前中国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越来越像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

　　有专家则明确表示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和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甚至认为，中国在几年前很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过剩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在劳动力从过剩逐步转向短缺过程中，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工业部门的工资出现拐点。

　　我国在过去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大多数农民工就像前文所述谢吟一样“有打工的地方就行”，现在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用工荒。城市劳动力短缺、工业部门工资上升开始大范围出现，理论中的刘易斯拐点似乎正在中国经济呈现。

　　王志浩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而且没有回转迹象。我们还不确定是否可以宣布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上涨趋势。

　　高善文则通过研究指出，在2007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曲线开始变得向上倾斜，且穿过了农民工为维持必要生计所需要的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工资定价方式由生存需要所决定，转化成为由边际产出效率所决定。

　　这一结果无疑和“刘易斯拐点”理论中的描述非常吻合，而且确实，在过去的几年中，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背景下，沿海企业招工难问题逐步显现，用工荒开始蔓延，今年更是扩展到中部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