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义乌市的一个劳务市场，新悦饰品公司(New Happiness Hair Accessory Company)的杨国威（音译）歪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这个劳务市场上摆放了许多这样的小桌子，眼下是每年招工最繁忙的一段日子。

　　在春节假期结束之际，杨国威试图招募一些农民工。他开出的月薪从人民币1800元到3000元不等（合275美元至455美元），希望招到10名工人，工作是制作发饰。但尽管他开出的薪水已经比去年高出了30%，还是没有人愿意干。

　　“我在这儿已经呆了4天，一个人也没招到，”他对记者说。

　　不远处的浪莎集团(Langsha Knitting)情况要好一些。人力资源经理王磊表示，公司需要的2000名工人几乎已经快招全了。浪莎是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商之一，每天生产100万双袜子。

　　制造业用工短缺的消息一直占据着中国媒体的头版，但事实证明，有些企业的招工能力要强于其它企业。

　　规模较小的工厂正在遭受劳动力市场紧缩之苦，但能够提供更好的薪水和福利的大型企业——它们也更可能设有人力资源经理这类职位——则能够招满所需员工。

　　中国各地政府正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下月，占据中国制造业大部分份额的广东省将把最低工资上调18%。

　　广东省的东莞市是中国许多轻工制造业工厂的所在地。在这里，企业为了招工，给出了许多承诺，包括年度奖金、年假、甚至在员工生日时给予奖励。

　　“现在工人是上帝，”杨国威抱怨道。

　　这么说有些夸张，但也突显出一种重要的人口构成上的变化。中国曾经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眼下看上去不再是无穷无尽的了。按照中国的定义，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15岁至24岁）于2005年达到峰值，为2.27亿，但到2024年有可能降至1.5亿。

　　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企业利丰公司(Li & Fung)的董事总经理冯国纶(William Fung)表示，全世界都应该准备好迎接“一波由成本推动的通胀”。利丰公司涉足从服装到家具的各种制造行业。

　　2010年至2011年度，中国除了劳动力成本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成本投入也不断飙升。例如，去年棉花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50%。

　　“事实是，（供应商）将不得不转嫁这些成本，”冯国纶表示。

　　像利丰这样资产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企业与技术含量低的香港小公司，很可能迎来不同的命运。前者截至2010年6月的半年销售额增长了近20%。后者中有很多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广东并不是中国唯一一个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省份。在安徽等贫困省份，工人们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也能拿到较高的工资，因此许多人不再愿意长途跋涉外出打工。安徽省一直是农民工的重要来源地。

　　23岁的李伟宁（音译）辞去了在广州市本田(Honda)零部件工厂的工作，选择在距离广州市400公里的湛江的一家工厂打工，因为这里离家更近，生活成本也更低。去年广州本田工厂发生了罢工事件。

　　“我（每月）能拿1600块，几乎和在本田拿的差不多，”李伟宁表示。与跨国公司比较不同国家生产成本的方式相比，他搬到离家更近的地方所进行的成本考虑要简单得多。大多数跨国公司不太可能将中国的业务转移到印度或孟加拉国等国。

　　研究咨询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统计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服装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13%，抵消了工资的大部分涨幅。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幅远远超过了巴西、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

　　此外，对于电子元件组装等行业来说，高效且结构紧密的供应链——从日本或台湾的工厂，将产品运输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决定了转移生产设施的难度很大。

　　而除了广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致命的秘密。世界银行(World Bank)称，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与韩国相当。龙洲经讯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结合了“第三世界的工资与第一世界的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