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传递出清晰的信息：保持价格稳定（而非经济增长），已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

　　中国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目标设定为4%——比去年3%的目标（未能实现）高出一个百分点。不过，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在控制通胀方面做得并不比2010年更为成功。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但在2月中旬春节结束后上涨速度有所放缓。尽管中国出台了抑制房价上涨的措施，但房价仍继续上涨。中国进口石油和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过去3个月的涨幅为30%。

　　上述问题都令市场担忧。市场还担忧中国日益上涨的薪资水平——汇丰(HSBC)的数据显示，在截止去年9月的一年里，中国名义薪资水平上涨了14%。

　　在中国所有的沿海城市，工厂主们都在抱怨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全球最大的渔业公司、在中国各地拥有14家工厂的中渔集团(China Fishery)也不例外。招聘及留住工人的难度比以往大得多。

　　中渔集团执行董事黄裕翔(Ng Joo Siang)在其香港总部的办公室里表示：“我们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眼下到处都有工作机会，人们外出打工的必要性明显下降。”在中渔香港总部办公室的走廊两旁，摆放着海产品的图片和包装。

　　黄裕翔表示，为此他正在对自己的工厂升级换代，引进更多的自动化设备，以降低劳动力密集程度。其它制造商和加工企业正迁往内地。当内地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因而将工厂迁往内地具有可行性之际，政府容忍沿海地区薪资水平上涨并非巧合。许多工厂主宁愿迁往陕西或四川，也不愿去孟加拉和越南——在这些国家，原料往往需要进口，港口经营不善，当地海关官员可能也很腐败。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但薪资上涨作为中国的通胀来源之一，并不那么令人担忧。实际上，它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薪资增长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其它国家所呼吁的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这种再平衡正在中国国内、以及中国和其它国家之间进行着。

　　随着中国最大的一些沿海城市的薪资水平上涨，企业正将工厂迁往内地，同时带去了就业机会和财富，由此缩小了国内收入差距，并减少了国内资本的外流。薪资上涨意味着，内需（而非出口）将日益成为增长的催化剂。这有利于那些生产中国消费者所青睐的商品的国家。

　　这进而意味着，导致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伙伴发生摩擦的贸易顺差正逐渐消失。相比之下，日本经济增长依然无望地依赖外部需求。即使在此次天灾发生之前，日本的收入已多年没有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正如通缩有好有坏一样，通胀亦是如此。重要的是，薪资增长仍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保持竞争力，而企业利润将继续增长。

　　此外，通胀将会给中国带来那种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效果——如果中国更愿意容忍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已经在向价值链的高端移动。正如摩根大通(JPMorgan)的中国经济学家吴向红(Grace Ng)指出的那样，中国出口的玩具和纺织品等低价值产品似乎逐渐达到峰值，而机械和高端设备的出口正不断扩大。

　　仅仅数年前，中国政府和其他外部政策制定者还在担心通缩。实际上，贸易条款继续有利于大宗商品生产国、而非制造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制成品的巨大产出。例如，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出口1000吨煤可以进口170台平板电视，而在5年前，出口1000吨煤只能进口30台平板电视。

　　然而，制成品价格不断下降有利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狂热的消费者。可以说，相对于中国自身而言，中国通胀的消息对于其它国家来说更加糟糕，因为它们进口中国产品的成本将上升，在进口商品的同时输入了通胀。吴向红表示，中国和亚洲其它制造业经济体成为了全球价格形成中的重要因素。

　　此外，全世界以及中国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和退休工人，肯定会感谢中国劳动力财富的增加。如果说中国不能在步入老年之前变得富裕起来，至少它的人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