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争抢民工大战开始了，工人哪里去了？

　　2011年，大年初二，王伟全家兵分三路到各地招工。

　　三条线一共招回18个人，缺口却高达600多个。

　　王伟是香港某大型制衣集团南通子公司老板，他还记得3年前，各地劳动局主动跟他们联系的情景。

　　但现在全变了，就是招回的18个人，也没有答应他正月十二回来上班的要求。而那些老员工，正月十五后还有些依然没有到岗。

　　“工人来得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晚，”温州的张先生说，他需要五六十位工人。今年元宵节前，老员工只回来了5位。

　　为招到工人，他的企业在想方设法招聘和留住夫妻工，留了十七八间夫妻房等措施。即便如此，他还是招工严重不足。

　　由此，今年开春后，上海近400辆长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门口”接农民工。

　　东莞石排镇多次组织企业远赴广西、湖南等地，开辟人才招揽渠道。

　　南京工厂聚集的苏州高新区金枫路两侧，挂满了条幅，写着各类“常年招聘”字样。

　　“很多人不愿意出来了，”龙达飞董事长陆祥龙说。

　　而“在安徽招工时，我们发现民工被各省企业疯抢。”金坛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王菊富说。

　　“招工真的不理想，甚至在高邮出现了恶性竞争，有企业拿出3000元补贴挖工人，而另一个企业则提出给4000元。”

　　一些工人也开始跳槽。

　　比如在金坛，部分技术熟练工不固定在某个企业上班，哪个服装厂需要就到哪儿去帮忙，按小时计工资。

　　于是，专门带领农民工“跳槽”的“工头”产生了，他们常常带着几十人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

　　这让企业非常头疼：“这是恶性竞争啊！有时加200块，就能马上被挖走几十个工人。”有企业这样说。

　　于是，企业只好不停地加薪，并且额度和频率都越来越高。

　　“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每次加100元，现在一次要加300-400。”博洋集董事长戎巨川说，两三年前工人加工资是一年一次，而去年以来已经加了两次。

　　与此同时，2010年5月份《关于调整广东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开始施行，工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月920元。

　　而在“2005年3月以前，东莞最低工资标准是460元；到2010年3月就变成920元，短短5年内涨了一倍。”东莞骏业服装厂总经理刘志铭指着历年工资报表说。

　　相应地，加班费也水涨船高。

　　几年前，周六不算加班。但现在平日加班费提高到1.5倍，周六加班按两倍工资算。

　　“人力成本平均上涨了25%，劳动力成本也占企业总成本的40%。”刘志铭说。

　　同样，在海贝鞋业，人均工资已经从原来1000多元上涨到了现在2000多元。

　　对华坚集团总裁张华荣来说，这是不小的压力，以300人的工厂为例，企业一个月要多付9万元，一年多支付108万元。

　　而在温州，当地多数工厂的工资已上涨了20%。

　　“吃不消了。”以内衣代工业务为主的金女士说，如果算上加薪及“五险一金”、伙食费、全勤奖、加班费、高温费、住房等各种补贴，这些支出占其总成本的比例从原来的8%提高到12%。

　　虽然如此，“今年温州用工缺口估计在35万左右。”周德文说。

　　留人还是上策。

　　春节放假前，东莞制鞋商郭建文将每双鞋加工费提高了3元。

　　但他到成都、重庆走了一圈，发现当地“普工月薪2200元，一周可以享受两天的假期，加班费另算，每小时多加6元”这样的招工条件。

　　“我吓了一跳。”他说，他意识到今年招工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赶紧对工资重新调整。

　　其实，“安徽滁州开出的工资水平不比上海低多少。”上海龙商纺织品公司董事长罗卫明说，他在安徽滁州新建了一座服装加工厂，这里的工资水平并不低。

　　他说在上海，一个车工一个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在滁州则在2000元左右，看上去虽然低一点，但在滁州，工人一般只工作8个小时，从小时工资来计算，滁州和上海基本相当。

　　其实，很多地方企业年初纷纷调高基本工资。

　　比如，武汉市今年普工、服务员月薪有900-1500元，技术、管理岗位2000-2500元。

　　郑州、重庆等地的用工企业普工薪酬待遇也平均提高了10-20%左右。

　　而在春节后，因为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西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并且开始挽留农民工。

　　武汉一张印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的《春风卡》，派发到正在武昌火车站前广场候车的农民工手中。

　　重庆多家企业在火车、汽车站，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留在重庆上班。更有机构发出慰问信，承诺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

　　同样，“在家做事就是好，小孩成绩能提高”。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从各乡镇到村落，此类赫然夺目的横幅随处可见。

　　家住安徽阜阳阜南县的周艳，春节后选择不再外出，被招进杉杉集团在阜南工业园投建的服装厂。

　　“钱是少挣了几百块，但是可以在家照顾小孩和老人。”杉杉(阜南)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事的张先生说。

　　农民工，一下子成了沿海与内陆企业争抢的“宠儿”。

　　民工荒越来越让企业发慌。

　　工人哪里去了？

　　“本地一线员工老化，或者改行，而本地年轻人在服装业就业的比较少；外地熟练工流失比较大。”常熟服装协会秘书长归无忌说。

　　“现在不是服装厂之间的竞争，而是与其他产业的竞争。”有企业说，如果其他行业工资高，他们马上就走了。

　　而实际上，民工的绝对数量在减少。

　　据统计，现在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这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结果，再加上中国缺少社会保障，生育孩子已经成为沉重负担，由此引起了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

　　而上世纪打工的60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不愿意出远门。现在外出打工的主体80后、90后，又由于高等院校的扩招，使得一部分进入大学深造，从而减少了民工数量。

　　这也造成了一面是民工荒，一边大学生工作岗位荒的局面。

　　“本世纪头1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只增加了1%，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不再增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测算，201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绝对量会下降。

　　在蔡昉看来，刘易斯拐点已经全面到来。

　　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实际上，低成本正是中国很多企业长久以来的竞争优势。

　　在面临成本上涨的前提下，中国企业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