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复，却会押韵。”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这句话，竟然也适用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人民币升值加速，正不断刷出新高。3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升值，并首次攻破6.56关口，报6.5592，创汇改以来新高。仅经过两天短暂的停歇，这一纪录在3月25日再次被刷新，当天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创下了自汇改以来的新纪录，达到6.5580。这还远没结束，年度升值最低5%的猜测正盛传。

　　由于以美国为首国家的频繁施压，以往的人民币升值更多的是被动，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中国外交部3月22日表示，3月31日在南京召开的20国集团(G20)会议是非正式的学术研讨会，不会讨论人民币汇率。在此基调下，今年外界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噪音似乎有所减少。

　　如此看来，最大的不同是人民币升值这一次在变被动为主动，使命就是作为抑制通胀的杀手锏。连美国财长盖特纳都承认，中国正饱受通胀之忧。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宋葛龙近日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称，我们不仅要考虑贸易战略，还要考虑金融战略和国家战略。央行副行长易纲(专栏)3月23日表态“会用所有可能的政策工具对抗通胀”，更是作了注脚。

　　“目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比较复杂，人民币升值也是应对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强有力工具。”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张明对《华夏时报》记者称。

　　此前，为了抑制通胀，央票成本正日益高昂，加息亦顾虑重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更是已达20%的历史高点，包括一季度罕见出现逆差，从而使惯用的手段显得处处捉襟见肘。汇率工具适时派上了用场。

　　官员表态的暗示

　　汇率问题是个国际间共同上演的传统剧目，如今却有了新版本。首先上演的是一出“乌龙戏”。

　　3月15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微博)被媒体报道称，他认为“在汇率小幅波动和逐步扩大浮动区间的过程中，视经济发展动态，不排除在必要时，选择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汇率调整”。

　　消息一出，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夏斌紧急澄清，第一时间在其微博中表示该报道是对他新书中的观点的“误读”。不过，无论谁是谁非，整个过程却让市场读出很多余味。

　　夏斌提到的新书中写道，中国在转轨时期的汇率制度设计，需要把握好的其中一方面是，要确立一定时期的中心汇率，但可以不公开。同时，官方根据经济及金融发展状况，可适时、主动进行若干一次性的调整，也可分解在缓慢的波动中。一切视市场状况酌情而定。

　　故事并未结束，接着就是一幕幕“连续剧”。

　　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余永定(专栏)3月19日又公开指出，央行应该尽量减少外汇市场的干预，才能减轻购买美国国债的压力；如果因此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升值，那么就需要做好充足准备，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政策措施，使汇率自由化步伐加快。

　　早前，央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李波也表示，若央行不购买外汇，人民币将会大幅升值。他预计十二五期间人民币汇率会接近均衡，大约在5-6之间。

　　上述几出剧目若只是楔子，央行副行长易纲的表态或许意味着直入主题。据港媒报道，3月23日易纲在香港表示，央行今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抗通胀，维持物价稳定；因此，所有可能的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都在考虑之列。

　　攘外还是安内？

　　汇率工具成了抑通胀的工具。惯性思维下，问题来了。

　　在以往认识中，人民币升值更多的是迫于外界的压力。自2003年以来，汇率问题一直成为西方各国指责的主要目标，不断向中国施压。2005年的汇改及人民币不断升值使得这种指责暂时停歇，但金融危机后，压力卷土重来。2010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中国应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随后百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指责中国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

　　“中国一直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称。

　　不过有市场分析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今年以来，类似压力有所减缓，当然这不排除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堵住了嘴。更多的观点把人民币升值目的分析为是“安内”。

　　黄益平认为，央行于去年6月份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之后，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3.7%。这表明央行正在使用“紧缩货币汇率升值外汇管制”的组合手段，以降低国内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动摇。将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浮动的弹性。但同时，“也必须考虑这种升值还是渐进的，因为它关系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我们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5年前的同一天，温家宝总理也说过，利用行政手段、一次性地使人民币或升或降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也不会再发生出其不意的事情了。

　　宏观经济形势却与五年前不尽相同，通胀俨然已成为目前挥之不去的梦魇。数据显示，从2009年年中至今，无论是总的CPI或是扣除食品价格的核心CPI都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今年1、2月的CPI指数维持4.9%高位。

　　事实上，为了抑制通胀，近期已打出了政策组合拳，但常规手段的操作空间已经受阻，调控瓶颈也越来越明显。

　　一季度还未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调了三次，最新一次在3月18日，这也是去年以来的第九次连续上调，不考虑差别存款准备金的情况下，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0%的历史新高点，距25%的理论空间仅剩5个百分点。

　　票据手段也已渐入瓶颈，摩根大通的报告指出，央行票据将在短期内大量到期，3月剩余时间内到期总额为2300亿元，4月和5月达8550亿元。因此，尽管在宏观经济方面M2货币供应增长显著放缓，预期三四月仍面临回收流动性的问题。

　　据了解，从2003年4月以来，央行发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已经持续了整整八年，“所有这些操作都有成本，对存款准备金和票据都要付息。我们要考虑这样下去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有多大。”易纲今年2月在北京大学如此说。

　　选择加息，似乎牵涉面更广。张明分析称，目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既有经济过热、货币超发等需求层面的因素，也有粮食供给短缺预期、输入性通胀等供给层面的因素，是否连续加息陷入两难。

　　抑通胀杀手锏

　　在人民币升值的既定趋势下，化被动为主动，或许效果更佳。

　　张明认为，应提高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以管理输入性通胀压力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尽量避免在周期性外部压力下被动升值的局面。

　　如今，全球大宗商品怎一个“涨”字了得，输入性通胀压力陡增：2010年6月底至2011年2月底，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涨幅为49%；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4505,-30.00,-0.66%)与玉米(2379,-6.00,-0.25%)1个月期货涨幅分别为40%与75%；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70570,-570.00,-0.80%)涨幅为51%……而目前中东动荡的局势，又为大宗商品增添了不确定性。

　　摩根大通的报告称，人民币升值将带来中国境内货币供应量的下降，进而控制通胀以及通胀预期。摩根大通预测，5%左右的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下降6.4%，也将从很大程度上遏制通胀上升的动力。

　　人民币加快升值，除了可以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对困扰多年的贸易顺差问题也有“疗效”。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3月24日最新撰文指出，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央银行不断被动购入外汇、吐出过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并直接增加货币供应，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易纲在2月底北大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说。这个观点遭到了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微博 专栏)的反对：至少就近两年而言，贸易顺差不仅谈不上是通胀输入的主要源泉，其在输入性通货膨胀中所占份额还在持续下降。

　　国家信息研究院研究员王敏认为，如果人民币不能持续升值，大规模的进口将带来更加严重的国内通胀的问题，人民币逐步升值也符合中国的政策取向。

　　外贸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已经出现了7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整个一季度逆差已基本成定局。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专栏)向记者指出，2011年顺差减小会成常态，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尽管短期内贸易逆差可在某种程度上缓解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但不断攀升的商品价格使得人民币升值仍是今年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