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评论《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势在必行》，下午就收到编辑转给我一封读者的反馈来信。来信的意思是：出口退税是全世界贸易都遵守的，即各国都用不含税价来销售产品，中国因为实行17%的增值税，所以也要退还给出口企业17%的增值税。该君最后强调：“请搞清楚再发飙”。

　　接到来信后的几天时间里，我在网上搜集了一些文献，进行了仔细的阅读与思考，还与我们学院的一些教授交换了意见，并且当面请教了梁小民教授。这一切之后，我更加坚持我原来的想法，即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是大势所趋。

　　在支持出口退税所有的理由中，现在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是：这是国际惯例。

　　我想问的是：这国际惯例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出口产品都不含税的惯例，而不是出口产品都含税的惯例？都含税的话，企业竞争的平台就都一致了，政府还能增加税收收入，受损失的只有消费者，消费者是分散的，最没有话语权，如果按这个推理，含税的惯例应该最可能出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出口退税思想的源起：这一思想最早是由重商主义者在16世纪提出的，他们认为，国内市场上的贸易由一部分人支付货币给另一部分人，结果只是社会财富在国内不同集团的分配，整个社会财富总量却没有增加。而对外贸易则可以通过出口产品获取货币，从而使国家富裕。因此，为了鼓励出口、实现顺差，重商主义积极主张国家干预贸易，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如出口退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口替代等。

　　然而，1817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彻底否定了重商主义的“零和贸易”的思想，即国际贸易是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的，对各国都是有利的。上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了著名的交易费用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各种贸易壁垒都是徒增交易费用，不具有生产力。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就是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于1947年成立的，其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弊大于利已是广泛共识，那为什么WTO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没有消除干净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追溯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教授1965年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由于存在沟通成本、激励问题以及搭便车问题，小集团（“小”指成员数）要比大集团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WTO截至目前拥有153个成员，沟通成本巨大，会议多、成果少。沟通问题还在其次，搭便车问题才是关键，对某个成员来说，其他成员都消除贸易壁垒，自己坐享其成是最有利的，因此个人的理性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所以说，虽然出口退税确是各国惯例，但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更应是大势所趋。

　　我国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今后五年，要确保科学发展取得新的显著进步，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外需转内需，投资变消费，这既是国人的共识，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路径。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太高，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左右，日本在25%左右，而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60%。消费占GDP的比重，上世纪50年代，中美大约都在70%，60年过去了，美国还是70%，中国变成了36%。

　　因此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形势转变了，政策就要转变，比如2010年7月15日，国家取消了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主要是基于节能减排、保护国内资源和环境的考量。固守所谓国际惯例，不着眼现实，不实事求是，刻舟求剑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汪志强，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