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举办的中国（苏州）服务外包创新发展投资促进年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主任朱晓明公布的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企业的税务负担，平均比制造业高出2个百分点。

　　朱晓明认为，这是因为现行税制让服务业企业面临着双重征税的困境。也导致“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长期徘徊在40%左右”。

　　在土地日趋紧张的长三角地区，加大服务业发展速度，已成共识。与会的服务业企业老总们呼吁，在当前通胀加剧的环境下，国家能够加快相关税制改革，减轻服务业企业负担。

　　服务业税收负担沉重

　　昆山一家大型服务外包企业总经理对记者测算， 假如服务外包企业购入一批设备，如服务器、通讯设备、电脑等，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进项税，当企业接单服务外包的订单，就需要按照服务业标准再缴纳5%的营业税。

　　他透露，通货膨胀的速度让企业成本上升很快，再加上服务业的双重征税，企业成本负担很重。

　　“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比如美国的银行业是没有营业税的，欧洲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采用增值税，而我们中国的工业是用增值税的，服务业用的是营业税。”朱晓明在演讲中指出，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税收制度将服务业和制造业区别征收，导致服务业企业税收负担要高于制造业，这限制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按照他领导的团队测算，假定一家工厂自己建造了一个呼叫中心，设备投入100万，人工费用是150万。在制造企业中，这100万设备款就不需要付税，人工也不需要付税，税务负担并不重。

　　但是如果这个工厂选择外包的方式，将呼叫中心发包到B公司（服务外包企业）来做，那么B公司需要缴纳5%的营业税，17%的设备款增值税，不可享受抵扣，制造业企业将呼叫中心等服务外包到第三方公司后，由于税收的关系反而增加了成本。

　　换言之，这种税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制造业企业并不愿意将业务外包给服务业企业，影响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壮大。

　　税制改革难题

　　苏州工业园区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2010年苏州工业园区承接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金额12亿美元、离岸执行金额8亿美元，分别增长62.7%和50%。

　　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迷惑的经济现象，就是那些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领先地区服务业比重往往较低。例如江苏2010年人均GDP达到了7700美元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服务业占比依旧很低。

　　刘志彪的研究发现，江苏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比2000年增加，反而出现了倒退。2000年，江苏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6.3%，但是到了200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仅为35.8%。

　　按照国际上通常的认识，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60%，标志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但即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这一指标也一直徘徊在40%左右。

　　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学院院长杨冬表示，服务业占比不高的情况，表现出的一个最显著影响便是无法吸纳更多大学生就业。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出现多年的民工荒伴随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有关。

　　参会企业老总们同时呼吁，在世界产业转移大潮正在来临之际，中国必须加快推进服务业税改力度，抢抓先机。

　　如像苹果这样的公司，过去仅仅将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加工基地，其产品在富士康生产后绝大部分出口，中国占苹果全球销售额仅2%。而随着中国内需市场的启动，中国已经占到苹果全球销售额的10%，成为其最重要的新增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苹果这样的公司势必增加在中国的售后服务，增加呼叫中心坐席，并增加其它服务，如果这些企业选择将服务外包，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可是现行的税制下，中国本土企业和国外企业争夺中国本土的外包订单，可能都竞争不过人家。”杨冬分析，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要高于国外。

　　据本报了解，长三角部分地方政府曾向中央上报过服务业改革试点方案。如，从2010年9月开始起，上海已经率先开始试行营业税的差额征收改革。随着上海提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服务业中的重复征税情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的国际竞争力。但推进很缓慢。

　　有专家对此分析，如果要改革现行营业税制度，就需要变革现行的中央税和地方税分配体系。由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假如取消营业税，地方的税收就会减少，因此需要中央税和地方税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