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凌晨1点10分左右，北京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村一座四层建筑内，一层服装加工厂中的电动三轮车蓄电池电源线短路点燃了厂房中堆积的衣料，火光和浓烟从一层直蹿上张军家出租房的四层，最终酿成租客们18死24伤的惨剧。群租的流动人口、非法建筑、无牌照的服装加工厂、无消防设施……对事故的问责可以套用到南小街三村的任意一户民房。

　　一夜之痛

　　整个南小街是北京最大的服装产业集群区，而那些无照服装厂和打零工的工人则是产业链的最末端。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用血汗积累财富，这里在重演“浙江村”的创业故事，却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南小街东口进入，自东向西依次为一村、二村和三村。两侧的建筑也随着深入发生着变化：街越来越窄，大规模的居民小区不见踪影，三四层高、裸露着水泥原色、像积木块般方正的丑陋建筑越来越多。街上到处是操着各地口音结伴游荡的年轻人，火灾发生后所有租用民房的服装加工厂被要求停工等待检查，南小街上有了难得的假期。跟着人流就可以找到火灾现场，南小街的尽头是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从主路拐到北面的胡同再走到尽头，就可以看到被警戒线围起来的四层小楼。

　　4栋靠在一起的水泥色小楼彼此间距大概只有一个拳头，它们有个形象的名字叫“握手楼”，西边两栋为4层，东边两栋是3层。二层以上墙面没有过火的痕迹，只有从一层漆黑的卷帘门、二层被砸碎的玻璃窗可以判断出东边第二栋是张军家，而大门口就是一根缠绕着凌乱的电线、挂着三四只电表箱的电线杆。“幸亏那天晚上没有风，我看见那火苗往外蹿，最担心的就是把电线烧着了，停电还好，电到人就更危险了。”超市老板娘李翠云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李家的超市离着火的小楼不过十几米，当晚火灾发生时还没有打烊。“我老公从外面跑进店里，说看见冒烟，好像着火了。”隔着巷子，住在张军家正对面的何东生看得更为真切：“我家的租客老关发现后告诉我，然后我们就跑到大门口，使劲踹卷帘门，想叫醒里面的人。”何东生说，夜色漆黑只看得到火光，刺鼻的浓烟从楼里飘出来，楼里的人似乎都醒了，传出阵阵呼救声，可是卷帘门被上了锁，他感到无计可施。卷帘门锁住的是一层的厂房和两间职工宿舍的11个人，“每天晚上老板会亲自放下卷帘门上锁，二层也是职工的宿舍，三四层租给散户，他们都要走另一个楼梯”。

　　外观呈方形的4层小楼内部呈“回”形结构，一至四层的中心是一个天井。住在四层的租户陈定科是被浓烟熏醒的，他说，他准备开门逃跑时，发现屋门已无法打开。“烟顺着天井上来，但是屋顶是封着的，所以四层的烟很大。”陈定科告诉本刊记者，为了防止楼上坠物，每层楼的天井处都挂着一层布。这层布上平时堆积了很多服装厂的布料，所以火起后很快就能烧到四楼。建筑面积达700平方米的楼房，除了一层主要作为服装厂厂房，其余每层隔成大约8个单间，每层租客15人左右，卫生间公用。陈定科说，出不了房门，他急得直踹墙，没想到几脚就踹开了一个大洞：“原来墙是彩钢板的，外面糊了一层很薄的泥灰腻子，以前还真没看出来。”万不得已，陈定科只得从四楼跳下逃生，所幸伤势不重。

　　因为哥哥住在三层，刘新对楼里的格局颇为了解，他告诉本刊记者：“那些楼梯都是直上直下，楼里空间很狭窄，四层有个能上楼顶的铁梯子，但是很高，女人平时都爬不上去，什么都看不见就更难爬出去了。”平时防盗的铁丝网把火场变成了牢笼。服装厂的老板高某也住在二层，二层的住户情急下开始砸玻璃、破坏铁丝网。“当时有六七个人从里面出来，有的还抱着孩子。”据当时在场的邻居讲，打不开一层卷帘门的何东生跑回去召集人手再跑回来时，卷帘门已经被打开了，“大火从门口扑出来，高老板正拿着手持灭火器往门里喷呢”。

　　1点35分，接警的高米店、大红门消防中队等27辆消防车陆续赶到了南小街，可是消防车却只能排队等在街上，到不了着火的楼房。“路本来就窄，两边都是盖房的沙石料，别说消防车，我们的私家车都不走这胡同。”何东生对本刊记者说。本刊记者看到的是胡同里的障碍物已经被清理，而当晚，救火的消防队员却只能携带装备步行靠近现场，一辆小型消防车勉强开了进去。“附近找不到一个消火栓，我们只能采用小车灭火、大车在后面供水的方式救火。”据当时现场的救援人员讲，彩钢板中间的夹层填充的是聚苯乙烯材料，这种钢板便宜，但是不防火，遇明火很容易燃烧，而且释放气体有毒，消防官兵只能通过从外部喷水降温的方式阻止起火。“一层和四层死的人最多，一层是被烧死的，四层是被熏死的。”李翠云说，“听说高老板的妻子当时也住在一层。”

　　低成本产业链

　　“他这人感觉还不错。”只知道服装厂老板姓高，李翠云和何东生却都叫不出他的名字，像附近的很多人一样，见面会打招呼，可是并不熟悉。“他不到40岁，四川口音，看着挺精干，带着老婆在这里开服装厂也就一年时间。”这家名字叫做“渝云”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不过十几个，在南小街三村200多家服装加工厂里是个小角色，因为他和附近的邻居们一样，只能租用村民的民房搞些来料加工的生意。最近高老板似乎心情不错。据附近邻居讲，出事前几天，他刚进了一批需要加工的衣服补片。一层的厂房南侧是二三十台加工机器，北侧就是职工宿舍。经过现场勘查，公安部门认定，是被放置在厂房内的电动三轮车蓄电池电源线短路，引燃了堆在厂房内的布料。“卷帘门面朝南，北侧没有出口，就算宿舍里的人醒了，面对‘火墙’也没法脱身。”

　　“在我们福建，厂房和宿舍绝对不能这么安排。”不到30岁的林文和在附近另一家服装厂当车工，他告诉本刊记者，服装厂因为衣料属易燃物，一般都会要求杜绝明火。“正规点的大厂家会把厂房和职工宿舍分开，这样即使发生事故，烧了货也不会出人命。没有条件的话，至少让厂房在楼上，人住楼下，情况也会好很多。”从资金和人力成本上考虑，一层当厂房、楼上住人的模式无疑性价比最高，牺牲的则是防火安全。在本刊记者走访的多家服装厂中，都可以看到车间门口贴着“禁止吸烟，违者罚款50元”的条幅，厂里也会有些手持灭火器，“但从认识态度上说，其实不管大厂小厂，消防安全都是敷衍”。南小街三村拥有100多名工人的正规服装厂老板王世名对本刊记者说。

　　王世名的服装厂已经在南小街三村经营了六七年，不同于高老板的无照租用民房，王世明是直接向三村村委会租用的厂房。从村委联防办公室墙上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南小街北侧主要是村民的宅基地，南侧则是村里的集体土地。“每年房租30万元，一年一付。”村务公开栏显示，2010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有800多万元。南小街虽然属于大兴区旧宫镇，但位于大兴区的北侧边缘，往北就是丰台区，距离木樨园和大红门不过四五站地的路程。据北京市商委的统计数据，大红门地区日货物平均吞吐量达2000多吨，年交易额占北京市同类商品交易额的54.5%，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王世名的厂子主要做男装，直接销往哈尔滨，而更多的小服装厂则靠接大红门商户或大服装厂做不完的订单挣钱，成品可以通过大红门迅速分销到全国。

　　虽然2004年左右一些正规服装厂就已落户南小街，但像渝云服装厂这样的无照作坊大规模进入也不过三四年的事。“都是因为到2007年大红门地区拆迁改造基本完成，‘浙江村’那些小生产加工点和工人实在没地方待了，就基本上整体搬了过来。”何东生回忆道。设计、打版、制衣、贴牌、设备、物流……在南小街的街头，可以寻找到服装加工链上的任一环节。每台缝纫机价格大概2000元左右，加上租金，第一年开厂成本大约为15万元，第二年则只需支付租金和工人工资，两年内就可以实现盈利。佯装正在寻找厂房，一位房东告诉本刊记者：“只要你手里能拿到订单，有个十来万甚至三五万元就能开厂。没有设备可以租，没有工人贴个告示就会有人上门。你要是嫌麻烦，找个小厂帮你做了都行。”

　　没有自己的设计和销售渠道，只能做来件加工，与做贴牌、上扣等附加性工作的作坊一样，渝云服装厂也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据一名受伤工人说，高老板拿来的衣料是400多件皮衣，加工一件衣服给厂里31元，厂子给工人19元。而高老板租的两层楼有200多平方米，每年租金要4万多元，再加上水电费，一年支出要六七万元。“小服装厂成本低，薄利多销，一件衣服只挣一块钱他们也会接。”

　　服装厂老板和制衣工人在“最低成本、最大利润”上达成了共识。火灾发生后，所有租用民房进行生产的小服装厂被勒令停工，而就在火灾发生的胡同里，本刊记者仍然看到工人们将刚刚做好的成衣抱上面包车。“工期都是定好的，完不了工要赔钱，听说有的老板甚至跟工人商量好实在不行，白天休息夜里开工。”一个工人对本刊记者说。

　　难解的城乡结合部

　　距离火灾现场1公里左右的地方就已经架起警戒线，禁止运装修材料的车辆进入。火灾现场附近矗立着三四栋还没有完工的楼房，格局和着火的小楼一样，有的高级些，房间外面有装着护栏的阳台。“本来还有半个月就完工了，但现在怎么办还得再观望一阵。”张军家的楼房盖于2010年左右，在外面工作的张军一家并不在村里住，房子完全用于出租。据何东生讲，这种三四层小楼拔地而起就是2007年以后的事。虽然之前会有个别租户租房子，但用于服装加工的厂房需求是那个时候才大量出现的。一层年租金4万元左右，虽然前期投入要四五十万元，但两年就可以回本。地处南五环里，伴随大红门拆迁和亦庄开发区的发展，很多年前村里就传言要拆迁，希望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是建楼房的另一个重要动因。

　　“村里的多数小楼都是这两年盖的，如果这次都要拆掉的话，很多人账都还不上。”村庄宅基地属于集体用地，无法申请银行贷款，村民们多是跟亲戚朋友借钱。张军的生活在邻居眼里已经不错，至少在外面有工作和住房，而大多数村民都是靠吃房租过日子。已经50岁的何东生一家5口，年轻时出村当工人转成居民户口，40多岁工厂倒闭，下岗回家赋闲。“村集体每月会给村民发500元，我是居民户口，连这钱都没有。”何东生说，没有房租收入的时候，出去打打零工，2007年以来的租房需求才为他带来生活的转机。没有钱盖小楼，何东生把自家的平房院整出十几个小单间，每间以月租200多元的价钱租出。和“握手楼”一样，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可出租面积，何东生和邻居家的院墙紧贴着，院子变成一个狭长的通道，两边是门对门的房间，白天从院门口望进去也是一片幽暗。“握手楼”则干脆省掉院墙，紧紧靠在一起。“村里不是不管，但是法不责众。”何东生回忆，从第一批楼房盖起来时，村委会就上门查，可是仍然没有挡住村民们风起云涌的盖楼浪潮。

　　村民和租客也在“最低成本、最大利润”上达成了共识，牺牲的只有安全，村里隔三差五的整改通知最后也就变成了无人理会的一纸空文。据称，本月消防部门还曾对着火的楼房进行过检查，并下发了限期15天整改的通知书，但房东没有任何动作。更危险的是，民用电压根本无法支持服装厂设备的需要。一位服装厂老板说，房东提供的是220伏的电压，而一台熨烫蒸汽机需要的电压就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因此经常出现供电负荷的问题，为了维持生产，很多服装厂私自将电线加粗。“有时候摸电线，都会觉得有点烫手。”

　　操着难懂方言的人背着大包小包奔走，把前夜刚做好、时下最流行的服装第一时间送上柜台。业已发家的老板们一个个衣着光鲜，开着奔驰或丰田，可依然住在临时搭建、拥挤不堪的小平房里。诊所、菜市场、美发店、饭馆一应俱全，但无一例外门口都堆着垃圾。道路，无论晴天雨天，永远泥泞不堪。一部拍摄于1995年的纪录片里记录了当时“浙江村”所在地大红门的情况，80年代开始就由温州人做服装商贸聚集起来的城乡结合部被形象地称为“浙江村”，而南小街的现在和16年前的“浙江村”颇为相像。大红门地区的拆迁改造用了近10年时间，一系列大型商贸城修建、棚户区拆迁，南中轴路打通、快速公交线通车，丰台区致力于将大红门打造成CBC(服装商业核心区)。大红门服装商贸圈的产业升级带来了低端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原本平静的村庄在城市扩张中成为城乡结合部，重复着“浙江村”当年的历史。“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村里变得现在这样脏乱，但房租是我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在经济利益面前，何东生表示只能妥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旧宫镇也在规划自己的工业园区，寻找发展方向，但是地处朝阳、大兴、丰台三区的交界地带，东南又有亦庄开发区，虽然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市中心，却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发展途径。除了围观火灾现场，由公安和城管牵头进行的入户调查也引起了村里服装厂和工人们的关注：无照服装厂是否都要关停？非法建筑是否都要强拆？那些租房的工人又该去向何方？有过大红门的拆迁经历，很多无照服装厂的老板都有搬离的思想准备，他们舍不得的是南小街完备的产业链条和低廉的成本。“如果办执照方便，我们也会考虑。”工人们的损失相对比较小，“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北京还是广州都不是问题”。真正发愁的似乎只有南小街的村民们，三村在籍村民不超过2000人，却有上万的外地人在此居住。“如果他们都走了，村里恐怕连袋盐都卖不出去。那些借了钱又还不上的人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村民更希望能够拆迁，村里好好进行整体改造。”何东生对本刊记者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章部分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