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未富先老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关心你提出的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让很多经济学家担忧，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蔡昉：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描述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哪些同步的效应？

　　蔡昉：为了反映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口抚养比。15 岁以下是依赖性人口，还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两类加起来可以变成分子，而分母则是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样计算的话，人口抚养比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充足。今后5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5年以后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这个指标来定义人口红利，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机会窗口在逐渐关闭。

　　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中国经营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是这一趋势的显现？

　　蔡昉：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国的农民都走出农村也不够城市使用的，因此从2015年以后，全国适合劳动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

　　任何东西稀缺了价格就要上涨，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就一定上涨。2003年以后，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每年是10.2%。而种植粮食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更快，说明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是说农业中没有了大量富裕劳动力，当然还是有，但是跟原来比已经大大减少，也证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确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昉：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产业结构调整将点燃新的希望

　　《中国经营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应该怎样做出抉择？

　　蔡昉：在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产业经济学提到的概念即所谓的雁阵模型，也就是说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 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叫做雁阵模型。

　　中国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不同阶段，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因此，过去在国家之间存在的雁阵模型可以改成中国版本，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能否像日本一样做出比较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抉择？

　　蔡昉：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有很多含义，现在说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有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些产业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还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此外，还要挖掘服务业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发展印度，孟加拉等国的所谓服务业，比如随时给你引路，擦鞋等等，这些服务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分化出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制造中心分化为运筹中心，营销网络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真正扩大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本身已经孕育在我们制造业升级当中了。

　　观点

　　●中国经济的确特殊性太多了。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人家让我回答：你说现成的理论更重要还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会选择后者。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待制度变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项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旧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增加，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

　　●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

　　●大幅度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之外，通过职工教育水平的改善，仍然存在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而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段。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