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浙江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民企投融资大会”上，主持人问台上来自官产学各界的嘉宾：在未来两三年之内，浙江中小企业将会出现百分之几的倒闭？

　　问题的答案较为集中，绝大多数的嘉宾写下的是：20%。

　　对于经济学界，20%的企业要倒闭，这并非一个意向不明的数据。“如果达到20%，倒闭潮就真的要来了。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政策，企业倒闭不会上升到20%，如果没有政策，将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学家辜胜阻在会上提醒说。

　　政府政策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大家心里都没底。

　　“空心化”是一种趋势

　　2011年，浙江的企业界一片萧瑟。最坏的结果或许不是企业倒闭，而是企业家的信心没了。

　　“在中国，做企业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蔡其文对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很无奈，语气中充满了哀怨。

　　蔡其文是浙江省芸芸小老板中的一个。他的企业主要贴牌生产家具和儿童玩具，销往德国和日本，旗下员工约500人，今年的产值大约在6000万。

　　在浙江，多的是像蔡其文这样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所处的大环境里，他们一直需要面对税收、汇率、融资、土地等等问题，只是今年的形势更严峻。所谓的“三荒两高”集中地来了，电荒、钱荒、人荒，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涨。

　　在目前的形势下，他基本是以成本价向客户报价，然后靠国家出口退税这一块来维持利润，甚至还要从退税里拿一部分出来补贴到成本里去。“你不做，有的是人做。”蔡其文说。

　　蔡其文介绍，员工工资平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近500个员工每月工资支出过百万。再除去各种税收、银行利息，一年下来，如果还有利润的话，有个几十万的净利润已经很好了。

　　“这样一分一厘地积累起来，再投入，扩大再生产，一年到头手上是没钱的，一辈子也是没钱的，除非企业停了。” 蔡其文说，当年与他在同一财富起点上起步的许多老板，后来放弃了实业，转向了投资，财富的积累比他快多了。

　　他也很会安慰自己说，“制造业的特点就是一步一步壮大，企业的发展需要慢慢地积累，我从来没想过一夜暴富。如果狠心咬牙坚持下去，相信总会看到光明的一天。”

　　但像他这样的企业，规模不大，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太多的科技含量，他几乎也没有妄想过“什么转型升级”，那是一件看起来很遥远的事情。

　　蔡其文的坚守，让他的老板朋友们心生敬意。因为他们中更多的人选择了将生产规模缩小到最小的程度，甚至弃实体而去。

　　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分析：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而且后两块投资比例越来越高，进一步限制了对主业的投资。

　　以温岭市为例，位列前几强的企业，主业都有房地产项目。“有些企业投资的副业大大超过主业，投资不当也有可能死掉。”温岭市科学技术局原局长林应勤很担忧。

　　事实上，也不乏这样投资不当而陷入困境的例子。

　　在温州，此前传出倒闭的三旗集团，原以电缆为主业，但在货币政策扩张期间，这家企业频频投资房地产、酿酒等多行业，最终陷入了财务危机。而最新传出倒闭的天石电子公司，在多地均有投资项目，在股市上的投资也不少，最终导致了资金链断裂，老板逃跑。

　　在不断传出企业倒闭的同时，民间资本在浙江的投资也显不足。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近10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9年为例，全国的投资率为65%，浙江仅为47%。

　　这些个体的选择，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的经济全局？

　　在过去的10年，浙江GDP增速已经连续10年下滑，且近6年，浙江GDP增速连续低于江苏。在长三角经济总量中，浙江所占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在全国的GDP排名中，虽位列第四，但已被前三名拉开较大差距，又被位列其后的河南紧追不舍。

　　浙江的产业空心化之忧，已经越来越甚。

　　温州：“金融中心”可能吗？

　　最先传出“企业倒闭潮”的是温州。但很快遭到了官方的否认。

　　近日，温州官方主动提供了一组数据，希望对“倒闭潮”一说予以澄清。该组数据显示：今年 1—5月，温州市新注册中小企业1909家，注销户数360家，全市在册中小企业数超过7.3万户，创历史新高。

　　以官方的统计来看，“倒闭潮”之说，或许有吸引眼球之嫌。但大多数的企业在微利经营、亏损经营，甚至将生产规模压缩至了极限，这是不争的事实。温州市经贸委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其重点监测的35家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出口导向型企业中，亏损的占四分之一强，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很多企业已经吃不消了，基本上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但还是硬着头皮在撑，一停工，工人跑掉了，再招就很难了，所以都是压缩规模在维持。”温州市一位政府官员说，上半年很难，依形势看，下半年更难。他估计，继续这样下去，很多企业将熬不过四季度。

　　在温州企业界走访了解到的情况是，“关门大吉”的企业数目已呈快速上升的态势。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分析，“一些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兼并重组，应该在两年前就进行了，但金融危机期间发放的天量贷款，把他们给救了，现在央行收回流动性，一些企业受不了。”

　　事实上，在温州，很多企业家告诉我们，近些年，大家早已不愿做实业。从实体经济出来的钱，一部分集中于炒房、炒股、炒资源上；另一部分则进入高利贷、私募基金、资本运作等领域。

　　在2010年，乐清市政协曾经做过这样一项调查，被誉为低压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全镇规模以上的企业，70%以上利润是来自其他投资而非电器。温州市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从2003年起，温州市企业家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就产生了严重的信心不足，更多的企业都把实业当作融资平台，并借力民间借贷，参与投资外省市项目。

　　温州产业的“空心化”以及建立于“空心化”基础上的虚拟化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但在这个经济环境不太好的年份，它再一次成为热点。

　　在张震宇看来，“在像温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方，产业空心化有什么关系？第二产业下降一点，第三产业上升一点，这本身就是一个趋势。实体经济就是要转移掉一点，再把高端的引进来。”

　　他认为，产业“空心化”之后，温州可以在两方面做文章：一是像迪拜那样发展旅游业，最近温州一帮民间的资本投入到了游轮上去；第二，就是发展金融服务业。“这样，在温州的大街上走的都是白领，有什么不好吗？每栋大楼里面全部搞资本运作，税收都在亿元以上，有什么不好吗？温州成为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有什么不好吗？”

　　这或可视为温州当局的一种态度。

　　问题是，温州是否已经具备条件？成为金融中心的主要前提是拥有大量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以及自由流动的资金。

　　在张震宇看来，这个地方已经积聚了资金集中和扩散的基本条件：第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温州民间完成了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第二，温州本身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存在。“几十万在海外的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温州人，一旦回到家乡来，就有大量的资金集中起来。”每年春节的时候，温州会有大量的资本回流，春节过后，大量的资本又向全国扩散。

　　大量的温州民间资本在省内外快速自由地流动和聚集已成为事实。但另一方面，温州“低端、分散、弱小”的产业基础，是一个弱势，而且越来越明显。迄今为止，温州市的上市企业仅6家。全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两个城市，一个是东莞，另一个是温州，上市的企业却很少。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张震宇分析：一方面，温州的民间不缺钱。另一方面，温州的很多中小企业本身就是家族企业，财务不规范，管理不规范，股权结构不规范，一旦上市，要求全部信息要公开和规范化，这使得企业的意愿不高。

　　但现在这种情况慢慢在改变。“中小企业也感觉到了上市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可以到资本市场去，可以作为公众企业，促使公司的治理规范化。另一方面，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上市了，如果他不上市，可能就要面临被淘汰。”这种示范效应也在逼迫企业走向规范化。据悉，温州今年在排队上市的企业已经有5家。

　　在《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研究》中提出，浙江要打造“中小企业金融中心”和“民间投资管理中心”，以杭州、宁波、温州为核心，建立3个功能互补的金融集聚区和辐射区。

　　根据张震宇的介绍，温州市政府已经划出大片土地来规划建设一个金融集聚区，“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集中在一起，把全国的乃至世界的温州人都请到这个楼宇里来。那个时候高端人才自然就会进来。”

　　然而，是不是有了资金和楼宇，高端人才就会进来？金融业就会进来？从逻辑上看，这未免过于简单。

　　进入温州，你大概会讶异于这个地方的城市化进程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差距。但若是与这个城市“低端、分散、弱小”的产业基础相联系，倒也是匹配的。

　　在这个城市里，街道、绿化、楼宇，凌乱而缺乏规划；奔驰、宝马、路虎窜驶在老旧、狭窄的街道上，混乱而无序；破败的棚户区极不协调地散落于豪华的高端住宅与商业楼宇之间，尴尬且毫无掩饰……破败、陈旧而凌乱，是这个城市呈现于人前的面貌。

　　伴随着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个城市因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不足所带来的滞后已经越来越明显。与上海、杭州相比，则更为逊色。

　　事实上，温州本地的一些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也相继把总部或研发中心搬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温州市市长赵一德曾对媒体坦言，温州现有的平台、空间、环境，都难以与城市战略地位的提升、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相匹配。

　　这是温州今后着力解决的难题。

　　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温州日报》上，常常出现的新闻是：该市的书记、市长在大规模地种树，拆违，清理垃圾。

　　当地政府已经意识到，政府必须主动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产品，创造新的发展空间与环境，才可能让优质的企业和资本回流到温州本土上来。

　　温岭：一个小县城的转型困境

　　台州的县级市温岭，像是另一个缩小版的“温州”。

　　在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小县城，每三四户人家里就出一个小老板。村镇上，家家户户都是小企业、小作坊。这些人依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对市场的敏锐，偶尔也要偷税漏税，拼命挣扎，野蛮生存了下来。

　　这个小县城50%以上的税收来自中小企业，80%以上的就业靠中小企业来解决。

　　在这个中小企业的艰难时世，“跟不上形势而倒掉”的小企业已经越来越多。这里，也是此次宏观调控的重灾区。

　　“倒掉一批无所谓。我们这个地方的企业太多了，工商、财税，都已经管不过来了。”温岭市科学技术局原局长林应勤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多一些GDP、少一些GDP已经无所谓。

　　“但一旦温岭那些以机械制造为主的企业倒闭了，那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这是林应勤最大的担忧，依目前的调控力度来看，他不认为自己是杞人忧天。

　　林应勤所指的这些产业，占有很大的国际市场，上缴大量的税收，需要一定技术和资金投入。那是当地政府要竭力保住的企业。

　　仅以土地资源来看，温岭已经很难容纳更多的小企业了。这个小小的县城，房价平均已高达2.5万一平米，工业用地已经是180万一亩。而在江西一些欠发达地区，工业用地仅3万一亩。

　　“没办法，人多地少，土地已经不可能降下来，产业要流走，资金要流走，人才也要流走，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去。”据粗略统计，这里走出去的老板大约有近40万，进来的打工者大约有60万。

　　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对当地的社会治安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随着一些小企业的倒闭，失业人口增多，当地的社会治安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迹象。根据当地人反映，命案明显增多，杀人抢劫事件呈上升之势。

　　“人空闲下来，没钱的时候，比物价上涨还要可怕。”林应勤提醒，宏观调控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就业问题。“失业的这批人，不安抚好，是要出大问题的。”

　　对于这样一个容量已经逼近极限的小县城来说，除了官方语境下进行“转型升级”和“腾笼换鸟”，似乎已经没有更好的出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笼子”腾出来之后，高端产业能否进来，当地的企业能否实现转型升级是个问题。

　　当地一位工业经济局的官员：关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的文件，他们学习了很多，但真正做起来，难度非常大。“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理论上讲讲的口号。”

　　这个以小机械生产为主的县城，这么多年，一直想办一个技术类的大专院校，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为此，还专门去北京跑，跑了两三年，但一直未获批准”。

　　“就卡在这个地方了。”林应勤认为，转型升级已经不是温岭市政府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你不可能解决一些根源性、体制性的问题，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但现在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它。”

　　本地的企业因此很难做成规模。事实上，一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中小企业也并不十分想做大，企业做大以后，管理跟不上，一跨就垮掉了。“老板自己的素质跟不上，要请别人来也不放心。”他们坦陈。

　　这两年，温岭市围垦了5万亩的土地，按规划，大概拿出五分之一的土地要招进全球500强的企业。“市长天天在招商，结果还是招不到大企业。”温岭市一位主管经济的官员说。

　　土地不便宜，区位也并不占优势。改革开放之前，从温岭到杭州，很挤的一个长途车，要坐12～14小时。现在交通改善了，但在全省还是不占优势。

　　这里几乎没有很具吸引力的招商条件。

　　有一次，上述这位官员在大连出差，有人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温岭人。对方一听，说：哦，温岭我知道的，这个地方钱比较多，但城市很破烂，房屋一栋一栋很密很挤的。

　　“温岭给人的就是这个印象。”这位官员继续说，城市里应该有的文明这里是没有的，城市里有的弊病这里全有。例如，这里的环境脏、乱、差；又例如，这里的人，城市化文明程度较低，“没事就喝酒，很少搞一些比较健康的文体活动”，事实上也很难找到像样的锻炼场所；再例如，这里每天上下班高峰期交通的拥堵丝毫不“逊色”于大城市，“每天上下班，都堵得满满的，去年平安夜堵了4个小时。”

　　温岭人有很多的牢骚。

　　这里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最初的“无为”使得温岭人依靠最初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走出了贫穷，哪个行业赚钱就转到哪个行业。但这种“完全的自由”和“政府的无为”带来的无序，又成为了新的烦恼。

　　“现在政府也在努力干，但很难。政府如果想要下一个什么令，去引导一个什么行业，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这里的老百姓比你聪明多了，他们不会理你的。”这位主管经济的官员自我调侃说。

　　确实，虽然它没有怀揣像“金融中心”这样的野心和压力，但现在看来，这个小县城的问题不比温州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