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还是难。

　　从年初开始，宁波星辰纺织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王武垚就发现企业的运营变得越来越艰难，他的唯一希望就是企业不要再亏损。“过去的一年，棉花的价格、劳动力成本、人民币汇率和融资成本都噌噌往上涨，我们已经不奢求盈利，只要别亏损就谢天谢地。”王武垚说。

　　成本高企已经将王武垚们的企业“逼上梁山”，它们因此不得不试图通过转型升级来完成华丽蜕变。但大家心知肚明，从A到Z，并非一步之遥。

　　近期中小民营企业的“倒闭潮”再次将它们的生存状况推到媒体的聚光灯下，这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企业在成本压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的特性曾经让它们无拘无束地旺盛生长，但也从此埋下粗放发展的祸根。正如某业内人士所言：这一问题不解决，企业的生存都成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了，转型升级也就有了基础。“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产品利润率相对较低的情形下，企业就必须要用专业的管理人员采用精细化管理模式，严格控制生产和管理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抵抗各种风险的冲击。”中国皮革协会副理事长、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执行会长谢榕芳说。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突破口也许从企业的自我改造开始。

　　被动生存的无奈叹息

　　位于绍兴经济开发区的曹江路上，绍兴启明制衣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依旧传来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但这并未舒展公司经理沈国荣紧锁的眉头。从十几年前国企下岗到此后白手起家，这个厂凝聚了他的全部心血，但如今各种压力都在进一步压垮企业本就不直的“腰板”。其中，招工困难成了沈国荣不想面对但又无法逃避的问题。

　　“每天我都提心吊胆，生怕又有哪个工人来我办公室撂下一句‘老板，我不干了’。”

　　曾经停满车辆的100多个停车位如今一半都空空如也，让这座原本有些拥挤的工厂显得格外空旷。摆在沈国荣面前的显然已不仅仅是人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尽管我们的工资已经上涨，但是很多人被它们招去，管都管不住。”

　　沈国荣所指的“它们”，是在浙江一带因用工荒而兴起的劳力输出公司，专门为企业做辅助工种。目前，浙江已经出现类似的大大小小几十家队伍。但正确引导和必要规则的缺乏让这些做“人荒”生意的公司自由扎根，水平自然良莠不齐。“这些公司不仅仅输出劳力，也开始跟我们争抢生意，但它们有的不用交税，也不给员工上保险，用的又是便宜的民用电，你说怎么跟它们竞争?”

　　这些最初从事劳力输出的“应急队”变成直接与沈国荣们同台打擂的对手。在拼成本的恶性竞争中，倒是守规矩的沈国荣最终从竞技场上败下阵来。

　　面对“应急队”的夹击，沈国荣没有任何法子。“只要有人来我就收，不管他以前做没做过。”沈国荣坦承，企业并没有详细的招人计划，往往是东一棒子西一榔头。

　　可令他更加无奈的是，常常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一名熟练工人很可能呆不了几天就跳槽。“之前来的一对母女，刚在我这儿培训完就跑到别家做了。”他在这上面吃过亏，“我们没有更好的管理制度了，因为工人都不听你的，说走就走，你拿他们根本没辙。”

　　于是，招人和留人成为沈国荣最担忧的两件事。

　　需要企业应对的还有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升值当然是大势所趋，但对加工贸易企业来讲，人民币升一点，我们的利润就降一点，而且企业目前规避汇率波动风险的手段还比较少。我们近期也开始买一点远期的外汇，但也不敢多买，市场多变，会有违约的风险。”王武垚说。

　　他坦言，公司曾计划聘请专业人士专门管控人民币升值等经营风险，但由于雇人成本的问题，此事被公司一拖再拖。在许多企业看来，财务经理就是万金油，一切与此相关的事情皆由一人负责。“毕竟我们公司不大，不需要分工分得那么细。”王武垚说。

　　在一轮轮“主动出击”成为奢望之后，“凑合着过”往往变成这些企业的生存法则，但正是这些“凑合”让中小企业的抗压性大大减弱。绍兴市贝斯特纺织品有限公司经理陈国平对记者透露，去年年底，因为没有提前的防范措施，当年绍兴的大部分中小企业都不堪成本压力纷纷亏损。

　　更令企业陷入被动的是，随着央行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融资的主动脉——银行已被牢牢掐住，这令大多数企业寻钱无路。

　　被誉为全球纺织品之都的小小绍兴县，工业产值是全国百强县的第五位。但现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地方似乎正在经历着比金融海啸更艰难的时期，因为很难贷到钱了。“外贸公司融资是非常难的。我们在银行里只能做到信用证融资，其他的融资是借不出来的。”陈国平对记者说。

　　虽然国家收紧银根的同时仍然保证中小企业的贷款数量，但企业贷款异常艰难。“因为银行更愿意贷给那些动辄几十个亿的国企项目，贷给中小企业的风险则要大得多。”记者了解到，一些企业有银行的贷款授信额度，但银行没有贷款规模的情况下，只能利用国内信用证和承兑汇票。

　　此外，许多并无固定资产的企业也因无法担保而达不到贷款资格，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于是，资金不得不从枝枝蔓蔓的更小的血管里不断流向饥渴的经济肌体——民间信贷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但在许多人看来，依赖民间借贷无异于饮鸩止渴。民间借贷市场的暴利，不仅吸引民间各路资金进入，即使是正规的金融机构，例如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甚至是一些银行资金，也绕道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变相发放高利贷。目前，有抵押的贷款月息高达3%~4%，无抵押贷款月息低的也高达5%~6%，纯信用贷款月息高达10%。

　　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政府的指标性征税使得企业的负担愈加沉重。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虽然现在很困难，但当地政府对征税指标有硬性规定。“你必须保证把3%的利润上缴政府，否则你这个厂就不用办了，直接倒掉。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即使没有利润也得交税。”“现在真的很煎熬，你说要把厂子倒掉吧，这么多年下来了，实在舍不得。如果不倒吧，硬撑在那里，谁都不能体谅你。”沈国荣无奈地摇摇头。

　　沈国荣现在看不到希望，自己也没有信心继续把工厂办下去，“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

　　浙江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也是目前中国代工型企业生存状况的缩影：在没有自主品牌的情况下，以过度依赖低成本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已疲态尽现。于是，转型升级成为企业的救命稻草，也自然成为各方期待。但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并非一日之功，在汪中求看来，“这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作为北京博士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席管理顾问，汪中求曾多次帮助面临发展瓶颈期的企业走出困境，“法宝”便是提高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在企业试图转型升级的浪潮中，丰富的从业经历让他更加意识到，精细化管理是实现“中国创造”的基础。

　　精细化管理的核心思想是规则的系统化和细化。“首先你要将流程、程序、岗位、制度等规则系统化，覆盖到管理的每一个角落。其次你要细化它，要很具体，马上能操作，不需要使人思考。”汪中求说，“但总的来说，我国中小企业的管理方式是还是相当粗放的。”

　　在他看来，尽管外部因素目前来说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但他坚信的一个观点是，“没有倒掉的行业，只有倒掉的企业”——只要行业不死，企业就有发展的空间。在同等条件下，优胜劣汰的标准就是企业的管理能力。

　　汪中求曾受邀到一家制造企业调查，结果发现这家工厂存在48个管理问题。比如，这家工厂的工人以女工为主，平均身高为1.58米，但目前该工厂的流水线操作台高度为1.60米，增加了女工的疲劳感;比如，该工厂在加料口处并未增加颜色标记，此前加料员有过误操作，投料错误，使一次加工全面报废，损失80万元;再比如，传送辅料、配件、零件，更换模具、工具、夹具等都是由每个工位上的员工自取，费工费时，应该增设“段取”岗位，由专人代取……

　　汪中求对德国和日本企业的生产线印象深刻：空间、人力各尽其用，规章制度精细到家。“不要觉得问题小就不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太多，比如证(财务)、表(车间和数据)、物(仓库)间不是统一的，可能造成突然停工待调，或者大量库存积压无法变现。其实，只要这个地方发现一点，那个地方发现一点，这些点连在一起就有可能为企业节省几百万元的成本。”

　　在调研中他发现，粗放管理的最直观表现就是财务。“比如利润率下降，成本控制困难，或者销售量不能按计划增长;但财务问题的背后就是营销的问题，表现在产品不好销，价格上不来，以低价的方式争夺一点可怜的市场等等;再深入剖析的话，营销问题的背后是企业规划和战略及人力资源基础问题——很多企业目前做的其实是之前的某个机缘巧合，并没有深入考虑我做这个的理由是什么，这样就导致对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客户群不了解，销售就因此变得困难。而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员工的低效率工作成为障碍;再往下深入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背后又是企业的价值观问题——这个公司到底是临时拼凑起来赚点钱的公司还是真的想在行业做出一点事情的公司?”汪中求说。

　　不少企业的粗放式管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太依赖廉价劳动力。在很多企业培训体系和人力管理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廉价劳动力就表现为低效劳动率。

　　“廉价劳动力的低效反映在很多方面，一是这个人自身的效率，二是与这个人有关的设备的效率，三是增加组织磨合的效率(比如8个不太有效率的工作可能需要2个管理人员协助他)，造成的结果就是低效率的重复。”他认为，只有提高工作效率，企业才能获得比较高的利益，才能承受高效率下的高成本，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渠道有两个：加薪和培训。

　　尽管企业目前已不堪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但汪中求指出，现在只是“五一节前后的天气”——真正难熬的热天气还在后面。他认为，中国必须要让现有的劳动力成本提高3倍以上，中国的管理才能提高。他的理由是：“成本是由效率决定，1个人做4个人的事我发你3个人的工资是没问题的，但是目前中国很多企业是4个人在做1个人的事，所以每个人只发了1/4的工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低效或没必要的事情上，这样就造成效率低下、效益上不去，最终导致管理上不去。这样不仅害了企业，也害了员工。”

　　而对于企业不敢培训员工的矛盾问题，汪中求表示，培训可以让企业变成“糍粑”，从而能够黏上别的“米”，“一个越没希望的企业就会越帮别人培训，一个越有希望的企业就会吸引其他企业培训的人才。反过来，你的企业没有培训的机会和成长空间，员工越容易流失。”

　　汪中求说：“中小企业最为要紧和重要的工作是要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成本控制体系，降低生产能耗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强员工的团队精神教育或者说提升企业凝聚力，增强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的话，单纯依靠投资新领域、购置新设备而不想方设法向管理要效益，公司也还是很难谈到长远发展。”

    精细化管理不等于增加绝对成本

　　不少企业担忧，提高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是不是意味着要增加企业的成本?在外部环境并不乐观的情况下，企业还是否有精力顾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管理模式肯定是有一点问题，包括成本控制、用工控制等等，办厂都成问题，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信心去搞这个东西。”沈国荣对记者表示。“很多企业是存在偏见的，其实提高管理不一定就是绝对成本的付出。”汪中求说，“比如说，一家饭店有6个厨师，每个厨师炒一个菜平均用时135秒钟，洗锅需要28秒钟，炒菜和洗锅的时间比大约是5:1。这时我就可能建议，你可以辞掉一个厨师，然后专门雇一个洗锅的人，在维持效率的情况下还降低了成本。所以，提高管理水平不是说一定要花钱去买人的。”

　　汪中求建议，关于“零成本”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目前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简单的事情入手：

　　第一，做减法，摘掉一些多余的经营模块。哪块经营你做不熟你就别做，要把那些不擅长做的或者市场占有率很低的、消耗资源大的模块拿掉。

　　第二，重新梳理自己的流程，看看哪些流程是多余的。比如某个工厂的材料一定要从很远的地方搬到机床旁边，其实大可以直接堆放在另一墙角。

　　第三，重新分析每个人的工作量，这个人的工作饱和程度如何。一定要用百分比来算，根据百分比重新调整人力资源配置。

　　第四，要进行内部需求的培训，首先是立足岗位的程序，可以拿出工作的时间，发挥老员工的“传帮带”作用。

　　第五，企业可以通过标准化来降低成本。比如说工厂尽可能统一用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灯泡，采购、维修和替换的成本就会下降。原材料、设备都可以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