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决策者都没有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但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他们采取应急措施，引导经济走出了深渊。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情况会更加严重。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也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极其惨淡的经济前景。

　　如果他们没有犯这些错误，情况不会很好，但会好一些。

　　事后来看，他们犯的错误包括下面三个：

　　事实证明，布什和奥巴马为援助困难房主而采取的杂七杂八的措施实在是微不足道。

　　今天，根据政府相关计划永久性修改条款的房贷有76万余笔，远远少于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曾经鼓吹将要达到的数量。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至少有550万笔房贷出现拖欠或丧失赎回权。民间数据搜集机构CoreLogic Inc.说，1,090万个家庭的房产价值抵不上所欠贷款；美国每五个房主当中，就有一个以上的房产净值为负。他们几乎全都无法再融资，这就减弱了当前极低利率的效力。

　　纳税人承担了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款(Freddie Mac)国有化的所有坏处──即这两家房贷巨头出现的巨额亏损──但很少获得其中的好处。两家公司及其监管机构力图保护作为两公司股东的那部分美国纳税人，却拒不采取有益于另一部分美国纳税人的措施。

　　没有什么低成本办法能够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几乎每种选项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并没有过度借债的人来说。每一个重大选项都有重大缺陷。比如，要是允许房主宣告破产、对房贷违约，会促使银行修改更多房贷的条款，从而打击那些脆弱的银行。从银行买房子然后租出去，成本将是非常高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房价不振仍在对经济造成拖累。

　　美国政府──国会加白宫──的财政政策缺乏连贯性。

　　有时候，政府谈到要为经济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去年12月，共和党人争取到减税，民主党人也争取到了他们想要的，但都没有考虑赤字问题。有时候，政府决策者又谈到削减赤字的必要。最近削减赤字、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基本上忽视了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

　　立即削减政府支出的利弊引起了激烈辩论，但少有证据表明这样做会提振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去年考察相关证据后总结说，财政紧缩带来更快短期增长的说法，但很少获得相关数据的支持。对于今天的美国经济来说尤其如此。无法为了抵消政府削减开支的影响而大幅下调利率。出口起到的作用不如在更小经济体中那么大，因此无法起到同样大的补偿作用。

　　一个更明智的策略，是在为经济提供更多短期支持的同时进一步削减长期赤字，包括控制医疗支出、修订税法。要是早早启动了更多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这些投资现在已经在创造就业了。要是政治家们达成了削减赤字的协议而不是设立又一个委员会，人们和市场就会更加相信美国政治体系有能力去做需要做的事情。

　　欧洲企图敷衍了事，这种办法没有效果。

　　今天欧洲领导人对他们的原罪无计可施。这个原罪就是创造一个单一货币，同时并没有相关的治理机构和财政政策。但他们反复召开峰会，这些峰会只能把灾难的到来再推迟一个月，而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然后他们又希望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前来救火。这削弱了人们对欧洲的信心，对欧洲的经济造成伤害。

　　“假如”式分析方法常常是肤浅的，很少有说服力。但假如一年之前，德国和法国率领欧洲宣布，需要进行全面改革才能让欧元生存下去呢？这些改革包括重组某些主权债务，让整个欧洲集体支持其余成员国的债务，建立一只规模足以吓走投机者的备用基金，采取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推进欧洲进一步整合。

　　虽然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盖特纳(Tim Geithner)和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因为救援银行而招致抨击，但他们确实是在一个关键时刻稳住了银行系统。欧洲还没有这样做，而是希望其经济将会改善，这样它就能够避免把纳税人的钱注入银行。这种情况看起来已经是越来越不太可能。

　　把这一切说给大西洋两岸的局内人听，得到的回答归结起来就一句话：说得对，但还有政治上的约束。

　　是的。但在政治中，领导力就是让必要成为可能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