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亮点即将消失殆尽的全球经济中，很多人将希望寄托在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身上。过去10年，其中很多经济体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增长，多数经济体已迅速从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中复苏。
 
　　乐观情绪随处可见。花旗集团(Citigroup)预测，未来20年，尼日利亚和印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将增长9%以上，柬埔寨、印尼和埃及也将超过7%。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最新研究中，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预测，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总产出将以5.6%的年率增长。
 
　　如果这些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将为步履维艰的富国的总需求做出重大贡献，并确保全球经济稳步增长。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贫富差距的缩小。
 
　　遗憾的是，这些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最近的推算，忽略了重大的结构性限制。中国的问题已得到充分认识。过去10年，中国的增长一直受到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的驱动，而目前中国的顺差已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中国领导人必须进行经济调整，从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转向国内需求来源，同时控制这种转型可能带来的失业和社会动荡。
 
　　至少，中国成功建立了基础广泛的现代工业，对于大多数其它国家而言，这仍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印度在IT和商业服务　领域获得了重大成功，但该国经济要想为广大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并保持增长，就必须扩大其制造业基础。在尼日利亚，由于公共部门精简、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以及新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正式就业人数实际上已有所缩减。尼日利亚劳动者正大举返回家庭农场。
 
　　在拉美，全球竞争推动了制造业和非传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但这方面的增长仅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劳动力转移到了生产率不那么高的服务行业和非正规活动。例如，尽管巴西去年的表现出色，但该国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仅为1980年之前数十年的一小部分。
 
　　其它国家正沉迷于危险且不可持续的外国借款。尽管国内储蓄少的可怜，但由于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土耳其经济增长迅速。这使得该国经济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最近几周土耳其里拉遭受的打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基于资金流入或大宗商品热潮的增长热潮往往都不会长久。
 
　　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一次将有所不同，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指出，这些国家致力于宏观经济稳定、向全球经济开放以及更优秀的治理（正如民主的传播以及非洲内战结束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变革是好的预兆，但它们主要是为了降低危机爆发的风险。它们没有构成增长引擎。
 
　　亚洲少数国家成功实现的那种持续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常规的宏观经济及开放政策。它需要积极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多样化，并促进从低生产率活动（例如传统农业和非正规活动）到大多可以进行交易、生产率更高的活动的结构性变革。它需要将经济中的劳动力引入处于上行趋势的行业，例如正规制造业。
 
　　这种结构性变革很少是独立的市场力量的结果。它通常源自于一些令人生厌的非常规干预行动——从公共投资到补贴信贷，从本国含量要求到低估的货币。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很好地管理这些产业政策。
 
　　现在的另一个难题是，美欧决策者早已不再对发展中国家的补贴和汇率低估做法故意视而不见。由于失业率高企且经济停滞不前，他们对此类政策的反对程度，可能会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
 
　　因此，那些乐观主义者希望能够保持新兴市场增长的政策，不太可能发挥作用；而那些会带来增长的政策，则不太可能得到发达国家的许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更有可能只是一段插曲，这种增长的力度太小，尚不足以推动全球经济。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