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 徐聪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下简称WTO)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该在继续扩大自由贸易和引进外资的不归路上执迷不悟,而是亟须研究我国如何应对加入WTO的条件进行重新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长远战略问题。”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对中国入世的检讨、批判之声四起。
有专家认为“决定中国考虑退出WTO的衡量标准是自1993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的陷阱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
然而,作为最早研究GATT/WTO规则的专家、对外经贸大学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创始人薛荣久教授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出现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贸易争端增多等问题并不是WTO造成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政府某些职能部门和一些企业背离、忽视、扭曲WTO规则引发的后果。中国再入世需要有更为深刻的规制意识。”
问题不能全推给WTO
《中国经营报》:有人认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深陷‘坏的贸易’”,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薛荣久:用“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这两个概念难以衡量中国加入WTO的真实效益,应依据WTO的地位和职能衡量中国加入WTO后的综合效益。
WTO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贸易自由化提高世贸组织成员生活水平。对外贸易属于流通领域,判断中国加入WTO的效应是好是坏,应根据对外贸易三个作用的后果来判断。一、对外贸易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是否建立,企业整体信誉是否提高等。二、对外贸易对中国国民福利是提高,还是降低。国民福利包括收入、就业机会、需求偏好的满足、本身价值的实现等。三、对国家而言,对外贸易对中国社会整个再生产是延续,还是中断;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国际分工的形式和格局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国家是富有了,还是贫困了;国际环境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国际地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综合国力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
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在这三个层次上的作用都是正面大于负面。当然,中国加入WTO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生态环境局部恶化,贸易争端增多,贸易依存度过大,对国外资源性产品依赖加大,它们不是中国加入WTO后效应的主流,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WTO造成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政府某些职能部门和一些企业背离、忽视、扭曲WTO规则引发的后果。
如WTO通过规则倡导“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我国国内外贸易中真正实现了吗?垄断和恶性竞争行为杜绝了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规定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制止滥用知识产权,我国真正落实了吗?如反倾销协议规定了倾销的含义和反倾销的措施,我国企业真正掌握和做到了吗?我国成为WTO遭受反倾销投诉最多的成员,除去投诉者本身的主观企图,我国出口企业在出口价格上没有问题吗?WTO规定的透明度原则我国认真贯彻了吗?大量事实表明,WTO原则和规则所体现出来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真谛并未真正变成我国社会的理念,政府职能和企业营运的机理,仍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和做法。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出现的问题,思考外部条件的同时,应多从自身找原因,从改革滞后中寻求答案,不能一股脑儿都推到WTO身上。
《中国经营报》:中国加入WTO以前,进出口贸易结构虽有所优化,但整体是处在低端环节(产品)阶段,产品附加值低,是处在“坏的贸易”第一个标志之中。问题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十年内是逐步摆脱,还是深深陷入“坏的贸易”之中?
薛荣久:答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依据对WTO提供的国际贸易统计分析得知,中国加入WTO后在大类商品、制成品内大类商品结构、贸易差额变化整体上都在优化,而不是在恶化。它们为中国进入“好的贸易”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
第一,加入WTO后,中国货物贸易结构在优化,不是恶化。在出口货物贸易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从2002年的8.77%下降到2005年的6.44%和2009年的5.22%。同样年份,进口货物贸易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从16.69%提高到22.38%和28.88%;制成品所占比重从83.31%下降到77.62%和67.14%。第二,加入WTO后,中国制成品贸易结构在优化,而不是恶化。第三,加入WTO后,制成品内大类商品贸易差额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时间段内,钢铁产品贸易逆差减少,化工产品贸易逆差加大,其他半成品贸易顺差加大,机械和运输设备从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且顺差增额很大;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制成品一直是贸易顺差。它们说明,钢铁竞争力在提高,机械和运输设备竞争力显著提高。
另外,中国在高端产品区段内并非一片空白,而是有很大进步。到2005年,中国的品牌就达到170万个。列入《2011中国品牌年度发布》的候选著名品牌,国内企业达到80个,其中能源、信息产业、食品餐饮、健康时尚、化工建材各为16个;综合企业集团16个;外资品牌18个。中国在高端产品区档内是有所作为,而不是深陷“坏的贸易”之中。
避免规则意识薄弱
《中国经营报》:对于“用出口实物来换取美元纸片”作为中国“坏的贸易”的第二个表现这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的?
薛荣久:目前,超过70%的世界外汇储备是美元,25%的储备是欧元。全球每天的国际贸易的86%是以美元结算;世界各国中央银行2/3的储备为美元;新兴国家和发达经济体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结算。迄今为止,尚无其他货币可以取代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通过实物贸易换取美元,不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试问,中国以何种货币支付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进口,以何种货币对外投资,以何种货币参与国际活动?
另外,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是个历史趋势,只要中国对外贸易强势发展,人民币自当成为国际“硬币”,并逐步推进国际化。国际贸易发展史表明,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该国的货币肯定会升值而不是贬值,并最终成为国际货币。英国的英镑是如此,美国的美元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升值恰恰是我国“较大幅度地提高出口部门的实际工资,解决我国深陷低工资国际竞争力陷阱,降低外贸依存度,推动技术进步并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措施”之一。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中国入世后最大的不足在什么地方?今后应该如何积极主动地去利用WTO的规制?
薛荣久:为了更好得利用WTO规制,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完善我们最大的不足:规则意识薄弱。世贸组织主要制定贸易规则,要求大家在公平竞争的规则下进行贸易。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在出口的时候是否享有了政府的补贴?是否是以企业打价格战之后的价格来出口的?中国的规制意识太弱,企业一出现反倾销反补贴的事情就开始埋怨WTO制度不公平。今后如果要更积极主动地利用WTO的规制,我们首先要有规则意识,但坚决不能选择退出WTO,一旦退出,中国将不再享受在WTO中的权利,其他WTO成员不再履行对中国相应的义务。我国也将无法按WTO规则约束他们。他们为了与中国竞争,将随意采取“奖出限入”政策,任意提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等措施,不可预见性的风险将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