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WTO正式向中国敞开怀抱，15年长跑以成功撞线结束。

　　10年弹指一挥间，在当时，没有人可以预测，中国货物贸易额会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出口跃居第一位，货物进出口规模从5098亿美元增长到近3万亿美元，增长4.8倍。

　　同样没有人可以预测的是，10年前被认为将遭受重大打击的汽车、电信等产业以中国特色的方式茁壮成长，国内站稳了脚跟的同时不断将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攻城略地。

　　另一方面，曾经被认为对中国有利的某些行业却离优势渐行渐远，在竞争面前露出了坚硬外壳下孱弱的内在。

　　加入WTO ，中国经济环境日益国际化。金融危机卷土重来，讲究“效率、公平”的市场经济下，一旦铁面无私起来，其规则引发的残酷性竞争需要中国企业做好准备。

　　经济领域，无论多么跌宕起伏的画卷，最后都要归于平静，任何宏大的国家情怀，总要落实于一个个具体的经济细胞。加入WTO，关系到所有中国人，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一个个具体的行业、企业以及它们的经营者。

　　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中国企业发现，在世界贸易的大舞台上，面对的挑战和争端并没有平息。从服装纺织品、小家电到造纸、轮胎，针对中国商品的各种贸易壁垒不断出现。

　　利用WTO平等贸易原则下的国际竞争，形成倒逼机制迫使企业转型，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幸的是，经过10年历练，中国企业已经习惯于在WTO规则下争取自身的权益。开始了反思，“面对贸易争端，我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权利，更要习惯于按规则办事”。

　　加入WTO，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好处显而易见。数字有时候是冰冷的，同样也是坚硬的，无论关注与否，就在那里。

　　数据显示，1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元完成了向40万亿元的跨越，年均增长超过10%。

　　吸引外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7595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海外拓展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超40%，2010年达688亿美元，世界第五。

　　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服务贸易开放部门超过100个。

　　对成绩的取得，显然官方层面是满意的，曾经担心的大规模企业破产、工人下岗并未出现。

　　入世之初被激进者称为“汉奸”的中国入世谈判代表龙永图在10年之后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我觉得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实施我们当年入世承诺的话，我们可以打九分，因为我们当时所做出的承诺基本上都已经做到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国家，还是敢于担当的一个国家。”

　　而在民间，满意的同时，更多的考虑则是，下一步怎么办？无论是服装纺织、家电制造这些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行业，还是造纸、轮胎等产业，保持WTO框架下的高效运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之前我们是仰视，现在我们可以平视了”，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徐东生对新金融记者感叹。作为年轻的成员国之一，中国家电企业还需要更加熟悉并更好地利用世贸规则，求得更好的发展。

　　用一句套话来说，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个或成功或失败的经济故事下，反思得失成为加入WTO10年背景下的主流声音。

　　十年入世 企业反思

　　反思的声音首先来自温州，从民营经济发祥地的美誉到“炒房”“炒煤”“高利贷”等符号加身，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变化从另一个角度验证着加入WTO后的得失。

　　“这10年时间，对温州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反思，”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坦承，这10年温州的中小企业做得“并不是很好”。

　　曾经第一个站出来向欧盟对进口中国打火机不合理政策发出质疑，按照WTO规则解决问题的温州日丰打火机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微博)同样认为：“WTO10年，对温州企业家群体带来的最大冲击是企业家的醒悟，捍卫自身的利益，在WTO框架下经营，不打怵、不瞌睡，面对而不是躲避。”

　　入世10年，作为经济意识强、市场反应快的代表，温州中小企业正在集体反思，是什么让曾经在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温州企业遭遇当下的一系列问题。

　　“对于温州中小企业来讲，2011年恐怕是加入WTO以来，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最大的年份，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机都要严峻。截至现在，温州中小企业已有20%陷入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周德文表示，“10年竞争发现我们的产品除了价格低外，缺少其他优势，我到俄罗斯考察，在跳蚤市场一看，基本都是中国货，中档市场占了50%，而到了高档商场，基本见不到中国货。”

　　“企业永远都要做实体，炒房什么的都是暂时的。”黄发静告诉新金融记者，“吃苦耐劳，经商意识强，头脑灵活，曾经是温州商人的秘诀，而现在，要的是品质意识，习惯WTO规则，在贸易谈判中实现双赢，单方面的成功不会长久。”

　　不单是温州，中小企业面临的几乎是同样的挑战。

　　“人民币升值、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低端制造业转移、转型也为经济发展大势，企业除了适应别无选择，唯有靠品牌、技术、定价权这些硬实力才能真正打赢这场经济硬仗。WTO框架内，低工资、拼资源的生产方式已经日薄西山，其竞争力越来越弱，中小企业发展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周德文表示。

　　事实上，类似的反思声音不只出现在温州，中国重要的服装出口基地宁波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中国服装行业是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这么说应该不为过，”从事服装出口20年的李旭玲告诉记者，“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同样复杂和艰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劳动力短缺都在考验着中国服装行业。”

　　同样，被认为是中国重要优势领域的家电业，则在反思着，怎样做才能真正地建立国际品牌。

　　海尔集团相关负责人对新金融记者表示：“入世前，全球家电业形成了以欧美及日韩品牌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中国则凭借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成为外资企业的制造基地，外资品牌将先进技术和低成本进行组合，取得品牌和成本的双重优势，对中国家电品牌的发展形成较大压力。”

　　这种开放不对等的原因更多地在于当时中国家电企业自身水平有限，“建厂更多地要根据商业环境、品牌影响力等去决策，”而当时中国家电产品走的是OEM的道路，当时的情况并不具备资本和实力去打开海外之路。

　　非关税壁垒 规则外的规则

　　第一个吃螃蟹者，除了勇敢，有时候还可能因为无奈。打火机行业的遭遇，从一个侧面为中国企业的反思提供了现实的资源。

　　敢为天下先是温州中小企业的特征之一，当众多中国企业对WTO规则尚处于模糊不清状态之时，温州商人开启了利用规则争取利益的大门。

　　2001年秋中国加入WTO已几成定局之时，欧洲打火机行业却传出不和谐声音。

　　当年秋， 欧盟准备对2欧元以下的进口打火机实施CR法规(防止儿童开启装置)，而这一价位产品正是温州企业的天地，实施了这种标准对中国企业是很大的灾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发静难以平静，“按照当时欧盟的所谓理由，2欧元以上的打火机小孩子买不起，大人也会相对珍惜，所以就不会发生危险。”

　　实质上，欧盟的做法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技术贸易壁垒，而WTO组织的TBT协议规定，“成员在实行强制性产品标准时，不应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并且，这些标准应以科学资料和证据为基础。”

　　而欧盟采用的方式，美国早在1994年就已经实施，当时的中国没有加入WTO，对相关规则也不了解，美国的法规3个月就获得了通过，以后很难改变，并导致中国产打火机在美国市场一蹶不振。当时欧盟的条例完全就是照搬美国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美元变为欧元。

　　在美国的遭遇黄发静不想在欧盟被重演，只能赶在法规通过之前阻止其实施。“当时我的产品60%多出口欧洲，不站出来市场就没了。我们的欧洲伙伴只相信我，他希望我能站出来，抵制该政策，我们有利益共同点，也是他最早提醒的我。”

　　对于中国中小企业，打赢贸易官司却最终保不住市场是最大的尴尬。

　　因为打赢贸易争端，黄发静被评为2003年的中国经济人物。央视对黄发静的评语是，“他按照国际规则在海外捍卫自己和行业的合法权益，他为行业协会的价值作出了超前的解释，他以民间的力量推动了公正的世界贸易秩序。最关键的是，他——赢了。

　　8年之后，黄发静也承认，“这10年行业衰退还是很明显的，前几年还有500多家，现在只有110多家在生产，市场占有率也在减少，整个市场都在萎缩，虽然温州作为全球金属打火机的生产基地还是没有变。”

　　事实上，在当时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温州打火机行业内考虑更多的是带来的好处，而对相关规则知之甚少。“欧盟的做法其实是典型的非关税壁垒，尽管我们快要入世，在当时什么是CR法规什么是反倾销并不十分明白，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不明白，10周年了还是不清楚，将CR、技术、环保要求这样的非关税壁垒当作反倾销。”

　　第一次以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公平贸易秩序，而不是打赢某个具体官司，黄发静以温州商人的务实和勇敢，让中国人对WTO框架下的国际贸易争端有了全新的认识，却难以阻挡整个行业逐渐式微的无奈。

　　“温州商品可以满足消费，却不能引领消费，加入WTO，发现我们差得很多。吃苦耐劳是优势，但是不能永远凭借这个，”实业逐渐萎缩，热衷于通过各种炒来赚快钱，这样的现实显然不是温州中小企业的未来。

　　对于行业的失落，黄发静认为是三个因素集中作用的结果： 一次性打火机的冲击，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家自身。而这其中，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没有超越和创新，对WTO规则理解的不深入，也难以有所突破。

　　事实上，在中小企业反思自身的不足之时，经济环境对中小企业的阻碍也正成为关注的焦点。

　　周德文经过调查认为，“国家要打破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重要的行业领域，特别是垄断领域。只有破除戒心，让民企一同挑起重担，才能更好地引导民间资本走向‘正确’的道路。”

　　同样，在央视的访谈中，龙永图也表示：“我们当时承诺要实行对所有中国企业国民待遇的原则，但是现在我们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还有很多不公平的、歧视性的待遇。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是不是还要进一步表现在我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不要仅仅满足在纸面上，在数字上完成了所有的承诺，实际上一些大的承诺、原则的承诺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