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还会变得更糟糕吗？我指的是特别糟糕的情况——像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或世界大战那么糟糕？按照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这种巨变只会在历史书上出现。
 
　　当然，眼下的欧洲有一种不祥之感。波兰外长本周一在柏林警告称（见今天FT中文网评论栏刊登的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的文章《我更担心德国不作为》），欧洲已“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不过是最新的一个例子。法国总统萨科齐(Sarkozy)最近也发出警告：“一旦欧元崩溃，欧洲就会崩溃。在这块曾发生过可怕战乱的大陆上，欧元是和平的保障。”
 
　　欧洲政客们往往喜欢以战争威胁来示警，以此为他们钟爱的欧洲项目谋求支持。正常情况下，没几个人欧洲人拿这种话当回事。
 
　　相反，对于在和平与繁荣环境下长大的西欧人来说，战争的话题似乎注定是遥不可及的。在我所生活过的年代，虽然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情况似乎一直在稳步改善。纳粹被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政权垮台了；苏联帝国解体了；南非则告别了种族隔离制度。
 
　　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和平与繁荣已成为西方社会的常态。因此，这也让我们很容易忘记，世界上大部分其它地区和我们不一样。最近读到一本相熟的中国学者阎学通写的书时，我很吃惊地看到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有些人被打死,所以对生活的残酷有些习惯了。”
 
　　但在过去的30年里，对于和平、繁荣与适度舒适生活的期待，已蔓延并超越了西方所专享的范畴。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已让位于购物中心和工厂时代的中国。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时代的印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被IT革命时代的印度所取代。
 
　　全球化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像是一个更安全、同质化程度更高的地方——亚洲和东欧新兴的中产阶级，欣然接受资本主义的舒适和价值观，正是这方面的体现。如今，冷战时期似乎要依赖核武器才能够保障的全球和平，似乎有了新的支柱——国际贸易以及对消费主义的共同信奉。
 
　　直至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199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所选用的竞选歌曲《明天只会更好》(Things can only get better)似乎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然而，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以来，我们发现，事情的确有可能变得更糟。问题在于：能糟糕到何种程度？
 
　　欧洲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风险十分巨大。主权债务违约和欧洲单一货币崩盘的威胁不断加大——随之加剧的，还有银行破产、普遍恐慌、深度衰退以及大规模失业的威胁。这给人的感觉像极了现代版的大萧条。
 
　　作为一个整体，欧盟(EU)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因而欧洲的经济混乱必然会带来全球性后果。这可能导致贸易萎缩，并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20世纪30年代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全球衰退会削弱民主，导致激进的新生政治力量的崛起——而在此过程中，会加大国际冲突的风险。
 
　　在上世纪30年代危机的现代版中，在经济动荡和欧盟解体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政客将登上欧洲权力舞台。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欧洲以外的地区也会局势紧张。亚洲权力平衡的转移将会加快——美国逐步衰落，中国日渐崛起。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经济危机都将导致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

　　这些场景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尽管有着种种相似之处，我仍无法让自己相信，我们正重返上世纪30年代。我认为有可能逃过这一劫，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政客们非常清楚80年前我们错在哪里，因此他们有可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中国反复强调“和平崛起”的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可怕错误了然于胸。
 
　　第二，还有一种似乎有些道理的说法——自1945年以来，主要强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维持了66年的和平，这反映出的是一种文明的进步，而非世界史上的一段幸运周期。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近来出版的《唤醒心中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表示，人类正逐渐变得不喜欢战争，“如今我们可能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期”。
 
　　最后，目前发达世界的富足程度远胜于上世纪30年代。遭遇经济崩溃时，人们虽然仍可能损失掉储蓄、工作和房屋，但不大可能落到一贫如洗的境地。因此，他们或许不那么可能倒向政治极端主义。2009年，拉脱维亚经济萎缩18%，但在该国近来选举中上台的，却是两个走中间路线的政党。在西班牙，失业率已超过了22%——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于45%。但在本月的选举中，胜出的还是一个温和的中右翼政党。
 
　　因此，尽管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风险已切实存在，我仍不认为，我们面临滑向战争深渊的风险。但或许，这仅仅是一个有幸成长于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时代的人缺乏想象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