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关上一道门的同时，也可能打开另外一扇窗。
 
　　当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揭示了美元特权以及欧元解体的风险之后，对于中国的冲击不言而喻；同时也可能也带来了新的机遇，譬如人民币国际化。11月1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围绕“人民币、美元和欧元”的圆桌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作为主持人，邀请了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胡祖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韦森、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讨论了当前欧美阴霾下的世界经济。

　　近期欧债危机担忧进一步扩散，本周欧元区债券市场遭遇大规模抛售，对象从意大利、西班牙蔓延到评级良好的欧元区国家，譬如法国、奥地利、芬兰和荷兰，目前不少大型机构宣称欧元区唯有德国债券安全。
 
　　众所周知， 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是危机蔓延的根本原因，那么欧债危机是否有救？胡祖六认为欧债危机并非不可救助，除却金融、财务、经济角度等因素，制度障碍不得不加以考虑。“对比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候所面临债务负担，以欧元区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而言，欧元区问题应该说有解，而且可以解决。当前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欧元区缺乏政治领导力。现在政治领导力缺乏是全球性的问题。”
 
　　对此政府救助，韦森表达了不同意见。他从公共负债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出手救助将会使得债务漏洞越加沉重。他判断整个欧洲面临一个长期箫条，恰恰不是政府要救它，政府救它他陷入越深，“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你不会游泳，越挣扎掉得越快。这种情况下我倒是希望欧洲这些政治家能够读读道德经。坏的是政府，政府的负债太多。”
 
　　同时，韦森指出当前欧洲人口几乎是负增长、老龄化，增长乏力，他强调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那经济危机持续时间将会非常漫长。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目前存在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每一个政治家他要取得政权，首先要满足选民的利益。“对企业家来说要减税，对老百姓来说要增加福利，我要救大家，要发失业金，要减税，这种情况下道德结果是政府背债越来越重，谁也改变不了这个趋势，造成欧洲没有救。”
 
　　在中欧领导人彼此频频发话的背景之下，中国与欧洲之间微妙关系也令人关注。主持人何帆表示自己上周北京打过出租车，一上车出租车司机问：你觉得中国应该不应该救欧洲？随后司机说我觉得不应该救，然后列举五条理由。
 
　　对此，吉密欧深有感触，“天天都有编辑打电话问我：中国会不会救欧洲？”据他透露，有中国高层官员在采访中表示说中国愿意帮助，因为这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中国也不希望欧元区分裂。与此同时，吉密欧对比了中欧差异甚大的医疗、福利体制，认为说服中国人民来拯救欧洲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难题：“为什么中国要花上这些钱来拯救懒惰的欧洲人？”
 
　　如何看待欧元区稳定对于中国的经济意义？李晶强调欧元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毕竟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而且欧元区是中国出口的最大目的地。中国22%出口都面向欧元区，所以欧元区对中国出口与经济事关重要。”与此同时，她也认为经历过上一轮金融风波也使得中国对出口依赖性减少，使得本轮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减少，“欧元区很重要，但如果欧元区在未来数年没有任何增长，对中国影响程度跟2008年完全不同。”

　　美元、欧元遭遇信任危机，那么人民币是否能够国际储备货币下一站？上海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表示欧债危机也许是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的机会。他指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在推进，但是速度并不快，他自称观点一言以蔽之“越快越好”，否则可能类似日本那样失去日元国际化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应该加快，具体路线图尚待明晰。如何连接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人民币市场，如何尽快在香港推出人民币IPO，如何在上海推出国际板，如何真正做藏汇与民引发诸多讨论。
 
　　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巴里•埃森格林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一种可能性，未来国际市场可能朝一个多元化的货币体系发展，也就是美元与欧元和人民币竞争共存的境地。这一过程需要多久？或许WTO的例子可以作为参考。
 
　　方星海指出所有改革并非要等到迫切、倒逼地步再进行，应该学习当年加入WTO的超前与勇气，“当时中国政府抓住了非常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奋力地推进中国加入WTO。十年以后回头来看，这是英明的决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样，现在好像不是这么迫切，但假如能够形成这样的共识，十年以后说不定会感到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