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奥地利人在广东省沙坪镇成立了华登高质餐具有限公司(Rondor houseware)——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华登的第一件产品是一款搅拌器，售价1.5美元。
 
　　自那时起，华登高质餐具已经逐渐转型。如今，它为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家居品牌生产高档烛台，每支的零售价可超过1000美元。
 
　　就在华登高质餐具公司所处的同一条路上，坐落着它的姊妹公司——华登高质时装。华登高质时装的发展历程与华登高质餐具类似：它的第一件产品是为某西方运动品牌生产的一款运动服，仅售30美元；如今，它为欧洲小众品牌生产的高档滑雪服，每套售价高达1700美元。
 
　　来自一些低成本邻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制造业应对挑战的方式是转型——生产需要更多投资和工艺要求更高的产品。华登就是一个例子。
 
　　说起中国向价值链高端转移，人们可能会想到电子业等高科技产业，但现实情形与此截然不同。
 
　　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对引进的技术依赖度很高，但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心，外国企业在向中国合作伙伴转移技术方面越来越迟疑。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大部分仍局限于组装产自别处的零部件，这一环节在成品价格中所占部分微乎其微。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对一部苹果(Apple) iPhone生产过程中不同成本和部件的价值流向做了估算。报告发现，生产一部苹果手机所需的178.96美元成本中，有超过60美元流向了日本企业，30美元流向了德国企业，23美元流向了韩国企业。中国所得仅6.5美元——这就是组装的价值。
 
　　但在纺织、家居等行业，中国一直在大跨步前进。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崔历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中国在出口领域仍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特别是在轻工制造品方面。产品档次提升和生产率提高抵消了单位劳动成本的上涨。尽管在轻工业品市场上存在一些区域竞争者，但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开始落于下风。”
 
　　崔历表示，从2005年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约25%以来，中国在轻工制造品出口方面所占的全球市场份额由22%提高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然而，加强专业性和提高利润率的任务仍十分紧迫。在2004年至2009年之间，单位劳动成本上涨了50%。大多奉行薄利多销的小型制造商被迫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向价值链高端转移，或者破产。
 
　　华登各工厂的工人平均月薪为3000元人民币（合470美元），与罗马尼亚的工人相当。华登生产的产品较为复杂，利润率也更高，因此能够支付得起这样水平的工资。
 
　　华登广东工厂负责人帕特里克•华贝尔(Patrick Waibel)表示：“如今，在滑雪服市场上，‘中国制造’已是名副其实的高质量标志。以前我们故意不贴标签。但如今我们把标签放在显眼的位置，确保人们容易看见。”
 
　　作为一家外资家族制企业，华登相对于中国本土的竞争者们有一项优势：不差钱。
 
　　过去一年间，中国5次加息，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各大银行放贷越来越有选择性——倾向于向大型国资背景企业发放高额长期贷款。
 
　　这一变化导致中小企业面临信贷紧缩，许多濒临破产的边缘。
 
　　一些中小企业被迫求助于地下钱庄——据称利息可能高达70%至80%。
 
　　在一些制造业中心，如东部城市温州，还不起钱的部分当地商人干脆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