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时间2001年9月17日下午5点20分，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在宣布中国工作组结束历史使命后，郑重地敲响了最后一锤，会议大厅顿时响起热烈掌声。自1986年开始的“复关”、“入世”长跑，终于临近了终点。

　　“在电视上，看到吉拉德落锤的那一刻，是所有关注入世进程的中国人最激动的时刻。”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新闻发言人、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淮滨回忆说。

　　1995年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自此中国的申请工作从“复关”转为“入世”；1999年11月和2000年5月，中国分别与美国和欧盟签署了双边协议；2001年9月17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举行正式会议，通过了中国入世的所有法律文件；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议。一个月后，即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入世后的“优化”和“转轨”

　　加入世贸组织，由于对华出口限制的松动，中国纺织品服装扩大了国际市场，产品出口取得较快的发展。同时，入世之后，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纺织服装行业的体制转轨更是引人注目。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加入WTO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达617.6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6%，贸易顺差达474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然而，外界环境“优化”并非一蹴而就“按照WTO的规定，成员国对中国纺织品的限制配额并不是一次性取消的，而且当时正赶上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时期，所以，当时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增长不是太快。”孙淮滨说，“我们真正开始享受入世的机遇是从2006年之后开始的。”

　　数据显示，2001年~2010年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从530亿美元增长到2120亿美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1.78倍。其中前五年增长1.22倍，后五年在全球金融海啸影响下仍增长了80%。可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初的一两年间，中国纺织行业的出口增长并不抢眼。

　　入世之后，中国经济体制开始全面转型。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纺织行业的体制迎来了一次“转轨”。尽管在入世前中国纺织行业已经进行了“压锭分流”，然而企业的市场化经营运作多是发生在入世之后。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895年，是中国极具象征意义的百年纺织企业。2004年8月，公司举行职代会，审议了《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改制方案》。公司将实施国有资本部分退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方案，国有股份保留60%，转让40%吸纳非国有份额。同年11月29日，公司举行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首届董事会、监事会，标志着公司市场化改制工作的基本完成。

　　从《伊斯坦布尔宣言》到100万个气球

　　“我们一直不赞成将中国纺织品的出口称为‘井喷’。‘井喷’往往是事故，而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高速增长是自由贸易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的竞争力高度释放的表现。”

　　2005年4月8日中午12时，100万只气球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公园广场腾空而起。这并非一次欢快的庆祝，而是欧洲纺织品制造业协会组织的一场抗议活动。高空中气球垂下的条幅醒目地宣告着活动的主题——“拒绝中国纺织品”。

　　欧洲纺织品制造业协会主席菲利浦向媒体解释说：“100万只气球象征着100万工人！”他指责中国纺织品、服装“井喷式”的“入侵”重创了欧洲纺织业，导致了欧洲100万工人失业，1万家企业倒闭。他引用2005年1至2月的数据表示，仅两个月欧盟进口中国的纺织品、服装总额就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73%，仅毛衣一个类别就翻了8倍。

　　“这很大程度上是欧美国家故意设置的一个圈套。”孙淮滨回顾当年的历史事件时说，“根据WTO成员国签订的乌拉圭回合纺织品和服装协议，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结束长达数十年的纺织品配额体制，实现纺织品贸易一体化。然而，由于在长达十年的过渡期内，欧盟等主要进口方采取不合理的安排和过度保护，将70%的紧俏产品配额留到一体化的最后时刻取消，扭曲了全球纺织品的供求关系，致使中国出口短期内迅速增长。”

　　“当时，我们就一直不赞成‘井喷’这样的说法。”孙淮滨说，井喷是生产事故，而实际上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高速增长是自由贸易带来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的竞争力得到高度释放的表现，不能以事故来看待。

　　尽管中国纺织品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中国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为自由贸易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事实则是，入世后中国纺织品面临的贸易摩擦急剧上升。早在2004年，来自65个国家的115个行业组织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世贸组织关注一体化之后中国纺织品出口问题。土耳其更是于2004年底，宣布对来自中国的42类纺织品和成衣实施保障措施。随后，阿根廷、巴西、埃及和加拿大竞相效尤。配额取消之后，面对中国纺织品“摧枯拉朽”一般的出口势头，欧美等发达国家更是“惊弓之鸟”，纷纷树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后配额时代”的配额

　　配额全面取消后，中国纺织品贸易摩擦与出口同时上升，为了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中国“以退为进”，先后同欧盟、美国签订备忘录，主动对部分产品进行数量限制。

　　“那时候，我们在华盛顿一呆就是半个多月，跟对华纺织品贸易有关的美国政府机构，我们一个部门挨着一个部门地去拜访，只要能够联系到的美国官员，我们也是一个不落地去游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勇回忆说。

　　事实上，这种游说的方式最终起到了效果。高勇说，在美国有两大利益集团，一方是纺织品制造商，他们的利益确实受到了中国商品的冲击；另一方是采购商，他们从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受益匪浅，同时受益的还有美国消费者。所以，我们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先是去影响美国的采购商，进而利用美国两党竞争的政治体系影响到了美国当局的政策制定。

　　在应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限制时，中国政府在“斗争”中渐渐形成了“分化瓦解”的谈判策略。高勇说，我们先跟欧盟谈，努力先同其达成协议，之后再与美国达成协议。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达成了实效：2005年6月，中国与欧盟达成《关于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备忘录》；5个月之后，经过七轮艰苦谈判，中美双方终于签署了《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两个备忘录的签订，一方面避免了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战，取得了互惠共赢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再一次给中国纺织品出口增加了限制，成为了后配额时代的配额。

　　按照中美备忘录规定，中方将从2006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对向美国出口的棉制裤子等21种纺织品实施数量管制。而根据中欧备忘录，自2005年6月11日~2007年底，中国将主动对原产自中国的棉布、T恤、套头衫等十类纺织品进行限制性输出；同时，欧盟承诺2005年~2007年间，对上述十种纺织品之外的中国纺织产品克制使用242段条款，并于2008年对所有实现一体化的中国纺织品克制使用242条款。

　　在2005年中欧、中美多轮紧张、严肃的贸易谈判中，有一个小插曲成了那年全球纺织行业关注的标志性事件：6月11日凌晨，在中欧纺织品谈判结束的一刻，原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将一件中国制造的灰色法国鳄鱼牌T恤衫，送给了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

　　金融危机“冲击波”

　　棉花等纺织原料的暴跌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纺织行业产生影响的表现。危机导致市场需求低迷，一方面大量对外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另一方面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高勇表示：“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纺织品是最早受益的行业，也是遭受贸易保护主义冲击最大的行业。”

　　“有一个很凑巧的现象，从中国加入WTO时起，几乎每隔一个单数年就会发生一些对中国纺织行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高勇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3年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保案激增，2005年纺织品出口配额取消，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直到2011年中国入世十周年。”他说。

　　加入WTO之后，中国发展融入全球经济。根据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繁荣导致产业链被延长，远离消费者的生产性消费品行业扩张迅速，一旦危机爆发，随之而来则是经济萧条，生产资料价格会首先下降，并相对于生活资料价格出现暴跌现象。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棉花等原料价格暴跌的现象。

　　自2010年3月份以来，棉花价格不断上涨，一度达到32000元/吨，而11月之后，棉价突然下跌，目前徘徊在19000元/吨。同时，化纤等原料也大致保持着相似的运行轨迹，根据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棉花等纺织原料的暴跌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纺织行业产生影响的表现。原料的暴跌则对中国的纺织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江苏三房巷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贾金昌表示：“面对如此巨大的波动，中国纺织行业有重新洗牌的可能。”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市场需求低迷，一方面大量外向型企业订单减少，另一方面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越是经济繁荣时期，贸易摩擦越不算什么，越是经济低迷，贸易摩擦越是常见和严重。”孙淮滨说，“面对国内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经济形势的衰退不振，西方国家发起的贸易调查往往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

　　不断熟悉WTO规则，并通过合理运用来维护自身利益，是中国企业入世以来的收获之一。2009年7月，美国比威客•奥弗瑞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对原产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窄幅织带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厦门姚明织带公司涉案184万美元，被美方选定为两项调查的强制应诉企业。在接到通知后，姚明织带成立应对小组，积极应诉，公司还特拨200万元作为应诉专项经费。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0年7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终裁结果，姚明织带大获全胜：在反倾销案件中，“姚明织带”获零关税；在反补贴案件中，税率国内最低，仅为1.56%。本案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首起“双反”调查，也是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的第一期贸易救济措施。

　 　“能者上，平者让，弱者下”

　　对任何一个WTO成员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都是一个“迎来送往”的过程。一方面，海外企业在中国“开疆拓土”，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只能“内外兼修”，开拓全新的发展道路。

　　2001年以来，德国拜耳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2010年比前一年增长了30%，实现销售收入29亿欧元，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20%。

　　对任何一个WTO成员国来说，入世都是一个“迎来送往”的过程。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中国的市场开始更加开放。入世十年也是国际纺织、服装企业在中国不断“开疆拓土”的十年，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市场成为国际纺织、服装企业挽救颓势的“诺亚方舟”。

　　“金融危机对国内企业的影响是绝对的，不影响是相对的。”红领集团董事长张代理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公平的经济。能者上，平者让，弱者下。”红领集团之所以有着如此的自信，是因为公司走出了一条极富特色的发展道路。早在2005年，红领就把经营战略转向高端男正装量身定制（MTM）业务。在公司的生产车间，同一条生产线上挂满了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西装半成品。“从下订单到交货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张代理说。目前，红领MTM业务销售收入已占到公司总销售的30%，利润水平占到近一半。

　　张代理表示，全球化时代，消费者追求的是个性化，服装的定制业务无疑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到2015年，公司的高端定制业务将达到95%，届时，红领将真正成为世界高级MTM领域的第一品牌。”张代理说，“现在，在纽约只要体验过红领MTM的消费者，一提及红领，都会竖起大拇指，说Number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