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典宪法广场南面的一条巷子里,Nikoraoz Hmakaz 指给记者看几间刚刚关闭的商铺。今年3月一次示威抗议中,有过激者纵火焚烧附近商店,加上生意本就惨淡,想到日后还会遭遇骚乱的麻烦,一些店家索性关张。
Hmakaz的咖啡馆也开在附近,每天下午2点开门营业到晚10点,不过他不知道这个咖啡馆还能开多久。2003年刚开店时,他每天的营业收入有400到500欧元,生意好的时候甚至有600到700欧元;但眼下,一个月也只有2000欧元进账。
5月6日的大选没给他带来任何对国家前途的可预见性,没有一家政党得到超过20%的选票,这在他的记忆里还从未有过。第一大党第二天就宣布组阁努力失败了,他对接下来的两大党组阁成功也不抱希望。
“我想移民去澳大利亚,”他对记者说,“我相信希腊经济会越来越好,但是至少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此之前我的生意恐怕无法继续维持。”
对希腊的小业主来说,本国的营商环境正变得恶劣,但对那些持币待购的资本而言,眼下确是千载难逢的投资时机。
德国企业正大举进入希腊,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公司和资产。一家德国公司就刚刚与希腊签署价值200多亿欧元的太阳能合同。
而一直渴望突破壁垒走向海外、跻身欧洲市场、在西欧国家苦苦寻找机会的中国企业,却离奇缺席这里。
被诅咒的欧洲阳台
碧波荡漾的Palino Fanlion游艇码头,停满了价值数千万甚至上亿欧元的豪华游艇,在5月温暖斜阳下闪着光。岸边石阶上坐满了希腊人,以年轻人居多,他们或三三两两愉快聊天,或安静地坐着。岸对面的酒吧街上,乐声萦绕、人声鼎沸。
雅典丝绸之路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兰孝程说,每次他带国内的客户或朋友来这里看看,大家都会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触:原来,这才是希腊啊,怎么跟那个落魄的印象大相径庭?!
自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已习惯在各路新闻报道中看到那个可怜可叹,甚至被一些国内媒体刻薄地称作“欧洲乞丐”的希腊:又游行了,又罢工了,人们的工资和养老金又被削减了,家里已经要揭不开锅了?那日子惨得,简直没法过了。
但在已侨居雅典十年的兰孝程眼里,那些只是被媒体刻意放大了的困境。“一个国家这么大,媒体要想找几个穷人出来做典型还不容易,”他说,“实际上,希腊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家,真正的希腊人里,生活穷困的非常少。”
像Palino Fanlion这样的游艇码头,仅在雅典就有20多个。约80%希腊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拥有不止一套。
当然,债务危机的影响肯定会有,雅典奥穆尼亚广场周围是移民的聚居地,近年来这里发展的中国人也有2万余人,多数在附近做服装、小商品批发等生意,债务危机爆发两年多来,已经有一半人离开。
具体到兰的生意,今年前三个月,他的旅行社接待游客就减少了约三成,但他认为,生意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并非希腊债务危机本身,而是极不利的媒体舆论环境吓到了潜在游客。
兰孝程早年留学雅典,曾经营中希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后来成立了希腊第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国际旅行社,现在他也是希腊中国经贸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主席。
在他看来,希腊之所以陷入现在的困难,完全是政府多年经济政策失误所致。一方面,希腊受到欧盟和欧元区大的框架束缚,另一方面,希腊也还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希腊人均GDP是1400欧元,虽然不能跟西欧发达国家比,但比起很多东欧国家,还是要富足得多。
“欧洲大陆的舆论控制在德、法媒体手上,他们乐于过分打击希腊,这对他们有利,而我们的一些媒体不明白真相,也跟着起哄。” 兰孝程说。
而雅典大学教授潘帕诺斯·卡扎科斯(Panos Kazakos)的看法或许极端,但肯定代表了一部分希腊人心中所想,他们说,这一切就是德国人的“阴谋”。
真实希腊人
每个周日一早,蒂莫西(Timothy)都会雷打不动到雅典市中心的Monastiraki跳蚤市场,摆张不足一米见方的小桌子,出售他自己制作的木陀螺,每个陀螺按个头大小,价格从3欧元到9欧元不等。
蒂莫西说这个价格已经维持了有七八年,不过现在收入比那时候少多了,以前一天卖下来,基本上兜里会多出来300欧元,但现在能有100欧元收入就不错了,有时候甚至只有70-80欧元。他也会去别的市场卖陀螺,不过,Monastiraki市场是他最主要的流动销售点。
光顾蒂莫西的主要是游客,尽管希腊官方统计他们的海外游客数量并未减少,但就蒂莫西本人的感受而言,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来雅典的游客确实减少了,而且出手也没有以前那么大方了。
不过看上去他的心情似乎并未受生意的影响,他说自己就喜欢做陀
螺,喜欢看到自己做的陀螺带给别人快乐。况且,因为是自制自售,没有店铺需要打理维护,所以收入多点少点,对他生活影响不大。
今年60多岁的蒂莫西已经做了大半辈子陀螺,他说这是他少年时从父亲那儿学会的手艺,只要干得动,他还会继续做下去。
像蒂莫西这样兢兢业业经营传统手艺小买卖的人,在雅典俯拾皆是。
Stavros Melissinos更是一个雅典当地有名的鞋匠诗人,他的诗作早就被多家大学引为教材,但今年83岁的他每天仍乐呵呵地在他父亲传下来的位于Pondrossou街的小作坊沉浸于凉鞋创作。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作家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写出的东西只能是拾人牙慧。
很多名人都慕名光顾过他的鞋店,包括早年的甲壳虫乐队,那天晚上回到家,他的儿子问他为什么没问那些歌星要签名,“他们为什么不找我要签名?”他反问说,“你看,现在甲壳虫早解散了,我还在这里。”
就像很多希腊人所说,他们喜欢为了生活而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他们也不是不肯在国家面临破产之际共赴国难,而是担心希腊被操控丧失自主权,国家利益被出卖。
在旅居雅典十年的兰孝程眼里,希腊人根本不是外面有些舆论所说的“懒汉”,他们普遍很聪明、有智慧、做事稳健,与其说希腊人“懒”,不如说他们更热爱生活享受生命,而这跟希腊碧海蓝天、阳光明媚的独特气候地理条件息息相关。
被怠慢的商机
雅典老机场综合地产开发项目3月30日刚刚结束投标申请,有9个国家的公司表达了投资兴趣,其中却没有中国的身影。
希腊有500亿国有资产等待私有化,一家中国央企早先也曾向希腊政府表达过投资于希腊的广泛兴趣。但当希腊国有资产私有化负责人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中方后,令希腊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尽管提交投标意向并不需要支付一分钱保证金就可免费获得全套项目资料,但对方仍石沉大海再无回复。
另有10家希腊的国有五星级酒店已列入私有化范围,希方曾辗转询问上海某国有酒店集团,对方却不加考虑地回绝了。
和央企相比,中国的民企在希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在希腊政府负责招商投资的官员中间流传着一个被某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忽悠了”的笑话。这位企业家在雅典参加一个投资论坛时,要在座各位给他支招,因为自己苦于有大笔资金不知该投向何方。希腊人闻言兴奋不已,纷纷要跟这位中国企业家联系洽谈,但是企业家结束演讲就去了另一国游玩,再也不接电话。
在雅典商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杨秀琴看来,之所以中国企业没有对希腊投资表现出足够兴趣,主要是因为宏观环境过于负面,特别是经过一些舆论不负责任的渲染后,投资希腊的机会在中国商人眼里越发没有吸引力。
“过去这些年,希腊犹如一个打瞌睡的老人,本国资源也没过度开发,中国企业如果能来这里,肯定会有广阔的投资开发空间。而且现在正是买方市场,谈判空间非常大。”她对中国企业对于希腊商机的嗅觉迟钝颇为惋惜。期望有人能“拨开云雾”看到这难得的商机。
杨秀琴特别提到,中希两国都有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彼此血脉里就有种默契,中国思维在西方发达世界行不通,在这里却可以得到充分理解。
中远2010年6月1日正式接手比雷艾夫斯码头运营,短短两年就已扭亏为盈,也通过自己高效的管理运营能力,彻底改变了希腊人对中国企业的看法。
不过在一些外国商人眼里,导致希腊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首先该国目前经济活力不够,其次投资政策限制过多,程序繁琐。
但显然,希腊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设法减少对投资的限制,投资许可执照的获得应该更容易,而不应该是需要拿到24个或者25个执照才可以开始投资,我们需要大幅度地简化政府颁发公司执照等程序,简化程序是个大事。”希腊经济产业研究院(IOBE)总干事Yannis Stournaras教授说。
“希腊的经济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这是真的,我们目前所做的还很少。”这位前政府经济和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