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韩国首尔门户港口仁川最近的直线距离仅有340公里,时差也不过是区区的一小时。然而,当站在了首尔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清晰地看到了两国服装产业发展所间隔的巨大“商业时差”。
“链竞争”时代
韩国首尔的东大门商圈,是此次产业观察的起点。
金度演和妻子在东大门市场共同经营着一个3平方米的服装档口,他负责开发市场,妻子负责设计服装,夫妻俩带领9名员工一年创造交易额300亿韩元,合1.8亿元人民币。
在东大门商圈的37个大型批发及零售市场楼宇中的10万余名从业人员,每年创造的价值都在40亿美元以上,他们与金度演夫妻一样,其成功都离不开服装的快速生产流通。
《朝鲜日报》曾经有一篇报道,一位日本客商到达东大门商圈并下订单到最后商品摆上货架,所用时间不到两天。据了解到,日本客商的事情已经是几年前了,现在一般来说,经销商选定样板后,下单给工厂,这个过程仅需要20个小时,客户就可以收货。
这不得不让以快速反应著称于流行服饰业界的西班牙知名服装品牌ZARA也自叹不如,即使是ZARA从设计理念到成品上架最少也需15天时间。
无论是在全球服装业标杆企业ZARA,还是东大门这个文明世界的时尚商圈,其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产业链的贯通和管理。
在东大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聚集了从事面料、服装辅料、生产加工、商品企划与设计、流通等各种工厂和企业,贯穿了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使得东大门商圈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商业地产实战运营专家黄伯效介绍:“东大门整个商圈的成功在于形成了‘市场产业化’,成为服装产业上下游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黄伯效认为:“批发市场好比一个‘挑夫’,扁担的两头是制造业和流通业,批发市场做好了可以带动两端的成功。”
据了解,黄伯效正在操盘吉林省的一个地产项目——太古广场,就是他对东大门商业模式的全部理解,他要把东大门的经营模式复制到这个商业地产项目中。目前2000个商铺销售已经接近尾声,今年春节刚过,黄伯效就带着商户们包机到东大门进行了商务洽谈,还签订了500亿韩元的输出合同。
其实,大多数品牌的造就都是依托产业集群地的品牌效应,正是因为有了英国的羊毛面料、意大利的手工、法国的设计,才为欧洲服装大牌的扎堆出现提供了“沃土”。
OEM到OBM的距离
发轫于OEM的中国服装产业在过去20年里养活了不少人,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低端制造的微薄利润压迫得服装制造企业的氧气越来越稀薄。
然而,从OEM到ODM,从低端制造到奢侈品代工,服装企业的好日子也没过上几天。
“我做奢侈品代工做了十多年,金融危机以后破产了。以前做代工,为了拿到订单,就把赚的钱买设备,扩建厂房,这样才能不断拿到大单,经济危机一来,订单减少,设备闲置、员工工资又在不断上涨,很快就挺不住了。赔光了资产,我才算是看明白,现在媒体总在说我们这些加工企业破产,帮我们解决融资问题,其实,拿到资金还不是最关键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才是根本。”一位曾经在浙江开办过一个中型代工厂的沙老板倾诉了代工的苦恼。
贸易结构调整、大量以OEM、ODM为主的企业纷纷转向内需市场,服装产业里的渠道变革频繁上演。一方面,“传统制造型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控制流通领域”渐成趋势;另一方面,大量“轻资产”、“快反应”的商业模式与新兴渠道开始层出不穷。在“捧杀”和“棒杀”之间形影婆娑的商业模式,谁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呢?
中国服装业再次面临集体焦虑,不是企业不想打造品牌,而是很多企业不知道该如何构建品牌,于是品牌构建的机会成本又被推高了。
中国和韩国在服装制造业上都具备国际一流水平。但为什么韩国服装品牌会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和关注。
这并不仅仅是制作工艺问题,更主要的是服装设计和对色彩的审美和应用有很大差异。有人形象地将中国服装产业的格局比喻为“梭子”,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两头”指的是前期的设计开发和后期的包装零售。
而韩国东大门服装市场,以服装设计而扬名海内,70%—80%是设计师品牌,而且近七成是直营店运营,他们对设计十分看重。
作为太古广场的操盘手,黄伯效早在运营理念定位之初就意识到了设计的重要性,他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太古广场已经与韩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东大门时尚观光特区签署协议,创建‘中韩时尚创意设计中心’,将甄选30多位韩国优秀设计师,专设服装设计工作室。同时,太古广场和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服装专业联合办学,培养设计师人才。”
不可否认,太古广场在市场中的谋篇布局,从一开始就彰显出一个百年企业应有的霸气。
正如黄伯效所深信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2001年,韩国东大门服装市场的126家商店就已经入驻日本大阪住江区的亚太贸易中心,在仅仅2600平方米的场地中出售女式休闲服和配件,开业当年就创造了24亿日元的销售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