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位地方发改局人士处证实，许多地方都在近日召开了经济座谈会，层层传达“稳增长”精神。在稳增长中调结构，成为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不存在‘4万亿’和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主席陶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周期。

　　新一轮经济刺激，正成为最为热门的话题。

　　近期国家发改委批准了三个大型钢铁项目。在一位地方官员的印象中，“国家已经好几年没有批大型钢铁项目了。”

　　此外，至少6个机场、6个大型水电站、数十个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深水航道项目在近期获批。2011年因“7·23”动车事故而停工的各地在建高铁项目，也于2012年二季度开始相继复工。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副总工程师王梦恕的说法，至5月末，停工的铁路项目复工率达到80%。

　　近期频繁出差来北京的吉林省珲春市发改局局长姜英文介绍，该市几个“跑了多年”而未被核准的项目，如大唐发电三期工程、珲春至黑龙江、朝鲜和俄罗斯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刚被纳入发改委议程，“这是我们后发地区的一次机遇”。

　　不是4万亿的4万亿

　　与上一轮“4万亿”刺激政策的高举高打不同，本轮刺激政策以“微调”的名义低调而行

　　4万亿会重来吗？伴随着媒体对此的广泛报道，这个担忧很快浮现。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此后，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危机，但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通货膨胀、地方债务困局和房地产泡沫，至今余患未消。

　　发改委官员迅速否认了“新4万亿”刺激计划的存在，官方强调了两个“不可能”：不可能出台像2008年底那种大范围、大规模的4万亿投资政策；不可能松动房地产政策，只会预调微调。

　　不过，在此前不久，过去两年以“调结构”为主的宏观政策基调已经调整为“稳增长”。5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的“6省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4天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这一政策论述进行了重申，并部署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

　　但与上一轮“4万亿”刺激政策的高举高打不同，本轮刺激政策以“微调”的名义低调而行，并且并未同步大规模出台房市刺激政策，也没有紧急要求地方申报新增项目，而是在规划内项目的审批进度上提速。

　　多位省市区级发改委官员介绍，其所在的发改委（局）已于近日召开经济座谈会，层层传达上述政策和工作部署。据悉，虽然今年全国GDP增长的目标是7.5%，但各省的任务是“保八”——GDP增长达8%。

　　为“支持经济发展”，2012年发改委系统确已明显加快项目审批和资金下达进度，截至5月18日，全国已上报两千多个项目，涉及资金五千多亿元。前四个月投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资金增速比一季度攀升3.8个百分点至28.7%，位居各资金来源之首。

　　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6月底前将2012年投资计划全部下达完毕，7月底前上报2013年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国家要求凡是列入‘十二五规划’的项目，今年内必须尽快上马。”江苏省发改委一位官员透露。

　　近期，发改委还调研了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城市道路、供水供气、污水垃圾处理六大类因资金问题停缓建的重大项目，将针对性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多渠道缓解项目建设资金压力”，其中包括协同财政部加快发行中央代发地方债券，与金融机构研究降低项目建设和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措施等。

　　为刺激需求，5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安排财政补贴265亿元，启动推广符合节能标准的家电。相关部门近期还将出台“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刺激消费政策，主推1.3L排量以下的微车进军农村市场。

　　与此同时，银根放松的力度将会加大。中部和东部两省发改委人士透露，两省都将约谈银行行长商讨放松信贷，并将举行大型银企对接活动。

　　四川信托投资的一位人士感叹，近几个月来信托生意不好做了，“去年银根紧缩，企业只好找我们，但今年银企直接对接了。”

　　“不存在‘4万亿’和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主席陶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周期。

　　没有路的路

　　没有第二条路径，在经济下滑而民间资本无法接棒的危急时刻，为了换届之前的平稳过渡，政府只能亲自出手提振经济。

　　铁矿石压港、煤炭压港、用电量增速放缓……几乎每一个经济的风向标和几乎每一个宏观经济数据，都转向了糟糕的那一面，这正是新一轮刺激政策出台的背景。

　　一季度我国GDP增长8.1%，但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预计，二季度我国GDP增长将降至7.5%左右，且经济增长仍将延续减速态势。

　　更不妙的是，国民经济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同时出现加速下滑趋势，环比数据也出现放缓。

　　“从数据上看，经济下滑是非常快的。”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师洪灏认为，出口受制于人、消费难当大任的情况下，三驾马车中最让人担忧的，正是投资。

　　2012年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75592亿元，同比增长20.2%，创2003年以来的新低。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构成。固定资产投资占GDP增长的50%以上，其中房地产又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5%左右。多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投资规模增速大致保持着30%以上的水平。但自2010年房地产调控以来，商品房投资几乎零增长，房地产投资增速基本依靠保障房建设来拉动。

　　“假设房地产投资零增长，GDP增长基本上会降到7%，如果负增长，GDP会降到6%，所以如果政府不有所动作的话，经济‘硬着陆’是显然的了。”洪灏说。

　　陶冬则认为，投资的下滑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双重叠加使然。

　　周期性的因素在于，随着地方债务平台融资能力的下降，政府于2008年末启动的那一波基建投资热潮逐渐进入尾声。而房地产投资两年来一直处于周期性调整之中。

　　但投资疲弱的周期性因素掩盖了一个从2009年就开始的结构性挑战——在政府投资逐渐淡出之际，民间资本却不愿意接棒。

　　从2011年至今，在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市采访的民营企业老板们，几乎都会慨叹“实业艰难”，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继续投资。

　　没有第二条路径，在经济下滑而民间资本无法接棒的危急时刻，为了平稳过渡，政府只能亲自出手提振经济。

　　超越宏观的调控

　　“不应过多用干预微观的方式调控宏观，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评价说，“我们这套宏观调控机制需要往前走了。”

　　这一次，在房地产的既定调控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提振经济的重任再次必然地落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相关产业的肩上。

　　令人担心的是，如今在总量上和结构上明显过剩、需求疲弱的背景下，通过信贷放松和项目拉动刺激经济，可能会导致“滞胀”。

　　中国社会科学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目前的经济下滑是市场的自发调整，“这种调整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结构转型的，并没有大量工人失业，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度反应。”

　　“如果真的出现滞胀，就说明过去几年宏观调控来回折腾，已经把市场自身调节机制的正常功能破坏了。”一名地方官员说。

　　一旦缺乏市场化的工具，政府往往就自己伸手，产业政策则是常用的一种工具。

　　“当政府刺激和补贴一个部门，其实就在歧视其他的部门，在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结构转型。”张斌说，“重要的是制度和政策红利，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不是政府花钱、银行放水。”

　　甚至在有些时候，政府还会采用许多非市场化手段，比如项目核准审批、控制“地根”、房地产限购或刺激、超常扩张或突然紧缩信贷、开闸或关闭IPO窗口等，直接干预经济。

　　“不应过多用干预微观的方式调控宏观，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评价说，“我们这套宏观调控机制需要往前走了。”

　　并非上帝的“上帝”

　　一位地方发改委官员介绍，现在地方官员们的考核一切以GDP增速为准，还包括财政收入、人均收入、失业率等指标。2012年国家的目标是保证7.5%的GDP增速，为了完成任务，各省则保8%，各市保8.5%，到了县一级往往要保9%，“层层加码，省市县之间要排名、竞争，连续不达标者便仕途堪忧，搞得大家都很累。”

　　围绕着GDP的竞争，又往往转化为对大项目的争夺。因为一个大项目的获批与否，对于当地GDP增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官员们的仕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

　　决定大项目生死的，是审批者国家发改委。发改委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委，后者是我国计划经济的大脑。2003年，国家计委与体改委合并改组为发改委，成为负责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被称为第一部委或“小国务院”。

　　这种体制下，“跑部钱进”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官员们的工作常态。为了跑项目，他们是“空中飞人”，到国家发改委“上班”，蹲墙角和马路牙子也是家常便饭。

　　姜英文介绍，为了珲春市的紫金矿业多金属金精矿回收项目获批，他和同事也跑了3年多，“发改委跑了无数次，有时候春节都回不了家”。该项目上马之后，珲春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