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保育钧今年在各地的发言中，谈及最多的是民间投资的主题，但在年中一系列“新36条”细则文件出台后，似乎民营企业界并未登堂入室，反而大面积遭遇资金链问题。因此，过去数年民营企业的投资扩张行为正受到质疑；民企资金紧张是否反映宏观调控趋势也引发关注。

　　浙江省600余家民企上书政府，希望暂停银行依据贷款合同执行的收贷。江西新余市被认为以财政资金为光伏企业赛维转(偿)贷。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贷款审核存在虚假信息；企业主业遭遇行业低谷等因素交织其中。诸多事件纷至沓来，令民营企业界人士深思。

　　保育钧表示，近年经济起伏带来的不确定性，促成了民企在投融资领域的一些盲目行为，要纾缓这些现象，应该继续实施有效的结构性减税政策。

　　保育钧1996年到全国工商联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当时正是公、私所有制大争论的关键时期。任职两年后，他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此后曾参与民营经济领域相关“一号提案”的草拟，也曾声援一些卷入“非法”投融资案件的企业家。他近期还在北京参加了一次行业互保圈的小范围对策研讨。

　　微调不要演变成大动作

　　《21世纪》：对大面积互保或联保业务出现危机的原因现在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是今年金融监管收紧让它为人所知，有人认为源于民企上两年投资扩张失当。你在各地调研有什么样的观察？

　　保育钧：银行收贷有可能演化成全国性的现象。

　　事情本身是信贷危机，是浅层次的危机。上个月上海也冒出这样的事。一些钢材流通企业的联保圈出现个别问题，银行对所有企业都要求收贷，当时钢材行业协会还召集人在北京开小会商量对策，我也参加了，确实有几家存在骗贷，有的老板跑掉了，还有的自杀，现在一听说哪个行业或担保圈中的企业出现问题，银行因为有监管压力，断贷非常坚决，但其实还是可以沟通协调的。那个协会后来写了公开信，和银行之间恢复沟通交流，最后还是能得到解决。

　　它显露出的深层次矛盾是金融体制改革未完成和所有制“歧视”。在不断转向的宏观调控周期中，一般民营企业普遍看不到行业的预期，不仅是主业领域，在投资领域也很难对哪个行业有3到5年的趋势判断。这是一些所谓“盲目投资”的根源。如果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短视，民营企业往往只能投机。所以中央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微调和预调。对现在的现象应该有所微调，但微调不要又演变成“大动作”。

　　“如果宏观调控短视， 民营企业只能投机”

　　《21世纪》：最近比较密集的调控措施能纾缓民企当下问题吗？对中小企业的一揽子政策去年四季度已经颁布了，那正好是上一轮的“危机”，表象是高利率的民间拆借资金进入到地产或资本市场；这一轮资金问题好像不太一样，已涉及到许多扩张实业的明星企业。

　　保育钧：最近启动了调息、降准等金融工具。可以预期民企受惠并不太多，因为政府和国资推动稳定增长的投资项目也很多。很多人对此意见很大。我一直呼吁真正推进结构性减税，这样可能会切实解决民企的问题。但同时令人关注的现象是，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加紧预征税收，许多地方政府设法增加非税收入。土地市场长期遇冷，房地产投资可能不会完全放开，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增加各种非税收费是饮鸩止渴。

　　在这种情况下减税对地方政府压力也很大。需要关注的是更大的结构性调整，现在的财税体制已经18年没有大的变化，再好的初衷也应该进行调整，要么份额调整一下，要么把地方的事权明确缩减一些。这是根本性的难题。

　　理想的宏观调控应该不动声息地让各方受益，至少不让中小企业受损。

　　大型民企出问题，银行马上抽贷

　　《21世纪》：短期应对时地方政府可以做怎样的政策选择？有的政府已经被质疑动用了公共财政存在道德风险，有的政府和银行则被认为是民企混乱投融资的幕后推力。就民企与政府、金融机构的利益关系是否又出现了新的争论？

　　保育钧：理论上不应该随意出手救企业，但现在很多时候不救不行，政府、银行都以各种方式投入了大量资源在里边。最近市场上关注山东的皇明太阳能，就是在关注它的政商关系，但到现在看上去它只是得到了一些地方优惠政策，但想来有那么多传言企业压力会非常大。 

　　中国特色的问题是，许多民企做大之后就和国企一样，它也出现大而不倒。而且还不能说这是个别现象。过去像吴英，她的投资可能主要受宏观调控的制约，因为形势发生了逆转，她没有及时获取收益，看上去资不抵债。但现在的大型民企涉入高利贷融资仍然常见，因此许多行为也需要自我改进。他们已经不像过去的企业，存在许多无法达到的硬性条件，比如甚至无法发行企业债。

　　大型民企虽然具备一些合法融资的条件但仍涉入高利贷，客观原因是实业经营困难；但它们应该把握实业基础，因为现在金融体制不完善，不可能以高利贷实现长久融资。可一旦它所在的行业出现问题，或者某个项目出现问题，银行还是会马上想到抽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