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王健
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预测居多,因而有国内媒体认为这是国际上“唱衰中国”的阴谋。其实这种说法是对西方媒体的一种误解。很多情况下,同一时期的西方媒体报道中往往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当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时,反映的是某种观点在媒体中占据了优势。最近对中国经济的负面预测增多,反映的是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担忧逐渐增强。与其认为这是种别有用心的阴谋,不如认真考虑下是否中国经济真的象报道担心的那样存在较强的下行风险。
个人而言,我认为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形势确实不乐观。这种不乐观主要来自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国际市场上对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预计将持续恶化。第二,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要远小于08-09年。第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可能将继续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产品外部需求的下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外部整体需求下降造成。西班牙向欧盟请求援助性贷款标志着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班牙目前面临和希腊类似的资本外逃现象。但由于西班牙经济总量要远高于希腊,对银行注资所需要的资金也要远高于希腊。而且在危机正式解决之前,这种资本外逃就不会停止。因此,对西班牙银行注资只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而欧洲债务危机最终的解决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政策改变。这是由于随着西班牙和意大利这种大型经济体的卷入,以往的救助方案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仅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今后两年到期的政府债务就有超过8千5百亿欧元,远高于可以动用的救助资金。这种情况下,欧债危机的解决需要通过欧洲共同债券或者欧洲央行担任最后贷款人等这种有无限火力的救助方案。但上述两个解决方案充满政治障碍,目前看不到任何解决的迹象。因而下半年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将给全球经济造成冲击,降低全球投资和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过去两年下降很快。除了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升值的因素外,中国劳动力成本在通货膨胀和住房成本上升的作用下也大幅度上升。从08年以来,中国的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0%左右。而同一时期欧洲和美国由于工资的下降和生产效率提高,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基本没有变化。加上人民币08年来对美元升值13%,对欧元更是升值了25%左右,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这两个主要贸易伙伴上升了35%以上。这种劳动力成本相对变化的影响也将在今明两年逐步传导到中国的对外贸易中。
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了类似的外部需求快速萎缩的局面。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迅速提高了国内投资需求,弥补了外部需求不足的问题,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暂时性作用。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造成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外,也形成了一些盲目扩张的项目成为目前的负担。而2010年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也是造成上面提到的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推出类似09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中国在08年底和09年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方案。随着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这种政策上的大起大落必然损害政府今后政策上的可信度。即使目前政府通过一些鼓励私营企业投资的政策来应对经济放缓,恐怕私营企业也要考虑是否会再次出现政策上的快速转向问题。另外一个对经济扩张政策造成制约的是食品价格可能今年下半年会再次出现上涨。美国今年面临3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对农业作物造成很大打击。全球粮价下半年很可能再次出现上涨。由于食品在中国居民消费的比重较高,食品价格上涨将对CPI通胀率起到显著影响。通胀如果在下半年抬头,中国政府在推行经济刺激方案时也会受到很大制约。
对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担心来自房地产。房地产投资在最近几年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贡献作用。在房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在08年前保持在一个高位。08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出现比较明显下滑,我认为这是房地产自我调节的一个表现。从收入和房价关系以及租售比等指标看,中国房价当时已经处在一个较高水平。房地产价格偏离基本面后,必然会出现回调。而房地产投资的变化往往会先于价格的调整。例如美国房贷危机在07年爆发,而在06年时房地产投资率就开始了明显的下降。但伴随着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推出,中国房地产价格和投资出现了新一轮的上涨。今年年初开始,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当然这和房屋限购等宏观调控有密切联系。但我个人认为,长期而言中国房价仍然偏离居民的正常收入水平加上目前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去存货的过程,房地产投资增长在近期不会有太大起色。局部市场可能会出现回暖迹象,但房市场市场整体而言,很可能会继续拖累GDP增长。
总而言之,下半年中国面临外部需求减少和房地产市场继续低迷的下行风险。而由于上次4万亿财政刺激的负面影响和其他制约,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度也会受到限制。因而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并非空穴来风。
注:作者为经济学博士,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或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