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最新出版的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提供,选自"刘易斯拐点是否必然导致通胀"一文,作者伍戈,李三,作者伍戈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研究员;李三系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近期有不少人士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劳动力成本冲击会系统性推高中国目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通胀水平。本文通过对典型经济体的经验以及理论分析认为，如果没有需求面以及货币供应量的配合，经济体在经历刘易斯拐点之时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通胀水平的系统性抬升。

　　建议中国目前应该注重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建设。

　　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经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工业部门能以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率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几乎保持不变），而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发展。当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全部吸收之后，农业部门已没有闲置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只有通过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转而投向工业生产，于是工资水平突然快速增长，这一突变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简单来说，刘易斯拐点就是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但是，这个转折点可能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某个时间段，通常为十年左右。

　　最近几年，中国沿海等局部地区不时出现“民工荒”的现象，低端劳务的工资水平有较大上升，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处于刘易斯拐点期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国内许多学者结合中国目前实际情况就刘易斯拐点相关问题作出了深入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会导致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最终会传导到产品价格上，于是物价水平整体上涨，通货膨胀高企。

　　那么，刘易斯拐点是否必然导致通胀水平的系统性抬升呢？

　　本文试图通过典型经济体的经验以及理论分析来来回答上述问题。经过仔细研究曾经经历过刘易斯拐点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它们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期间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增速的关系，没有从数据上发现刘易斯拐点导致通胀水平系统性抬升的有力证据。

　　本文在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刘易斯拐点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的影响。结论是如果没有需求面以及货币供应量的配合，经济体在经历刘易斯拐点之时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通胀水平的系统性抬升。

　　从日韩台的经验来看，当经济体拐过刘易斯拐点之时，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会使得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货币当局为了促进经济继续繁荣通常会增加货币供应量，以提振投资并促进消费需求，这将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因而，如果没有需求面以及货币供应量的配合，经济体在拐过刘易斯拐点之时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必然导致通胀水平的系统性抬升。

　　平滑拐过刘易斯拐点：政策建议首先，应该密切关注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和到来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并顺应市场需求及时灵活地调整货币政策。建议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线，并根据需要向市场短期释放或者收紧流动性。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速下行和通胀上行的压力增加，若此时一味地追求刺激经济增长而大量释放流动性，则必然导致总需求曲线大幅外移，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胀。因此，在刘易斯拐点时期应该更加注重稳健的货币政策，管理好流动性，避免成本—工资螺旋式上升的通胀风险。

　　其次，应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低端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相对密集，吸收了中国大量劳动力，而低端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低下，工业附加值低。中国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一方面减少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应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素质（重视职业教育、研发、培训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这样，当刘易斯拐点真正来临时，劳动力缺口会减小，从而减轻工资上涨的压力，于是AS4向AS3回移的幅度将减小，这导致市场总供给水平增加。

　　最后，加快城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可以让更多的劳动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投入到其他生产部门中。这样做，可以推迟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并减小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时的劳动力缺口，使中国“平滑地”拐过刘易斯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