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劳动生产率增幅低于去年同期的同时，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涨幅也在放缓，但仍处于高位。随着中国工人薪酬与社会保障的提升，一些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的劳工成本可能在四年内赶上美国。

　　这个预测是否正确？中国目前实际用工成本是怎样的？日前，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要武表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上涨到今天的2000余元，仅相当于300美元。这个工资水平，不到美国工人的1/10。中国劳工成本在4—5年内赶上英美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的。

　　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不及美国1/10

　　《中国企业报》：和英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是怎样的？

　　吴要武：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在持续上涨，由2002年的每月500—600元，上涨到今天的2000余元，按照现行汇率，相当于300美元。这个工资水平，不到美国工人的1/10。如果其工资水平会在30年内赶上美国，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近年来，中国高校扩招规模翻了几倍，大学毕业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重要群体，根据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700元左右。这个群体收入会在4—5年内赶上英美发达国家吗？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企业报》：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普遍出现“用工荒”现象，对此，有专家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在“十二五”期间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吴要武：这些忽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消极影响的学者，可能不太清楚中国的经验事实：在过去20年间，中国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快速增长，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非农就业劳动力来自哪里？一是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出生队列；一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过去10%的增长速度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贡献了5%；资本贡献了3%；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了2%。今天，由于劳动力不再增长，变成了0，甚至是负数，增长的因素一下子就少了一大块。

　　有人一再强调我们的劳动力总量很大，这是没有看流量。流量的增加或减少才与增长速度相关。人口红利对增长的贡献是个流量概念。

　　今天，我们同时面临着新增人口队列规模缩小和农业劳动力来转移减少。下一阶段，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劳动力增长这个贡献因素没有了，就剩下加大投资（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了。加大资本投入会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靠积极有效地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消除各种制约增长的障碍。然而，我们也都知道，改革是“趟地雷阵”，不容易！

　　我们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是个重要的贡献因素。当人口红利不再的时候，增长减速是必然的。未来一段时间，政府要想继续维持高增长速度，面对的困难要比今天大得多。

　　中国具有可观的人力资本储备

　　《中国企业报》：日前，阿迪达斯已经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有相关人士称，随着中国工资继续上涨，运输成本飙升，成本导向型的外资企业可能会迁离中国、返回母国，或转向东南亚地区。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要武：对于像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成本开支的绝大部分是工资，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工资变化最敏感。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快速上涨，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为继，他们向工资成本更低国家或地区转移是必然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和地区，其工资水平是与其发展阶段一致的。中国不可能因为想留住这些企业而限制劳动者提高工资，那么，允许这些企业离开也是自然的。

　　积极进行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技术层次，才是兼顾比较优势和劳动者福利的唯一选择。一些发达地区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策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为更高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让出空间。今天，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40%，已经为产业升级做好了人力资本储备上的准备。但我们的产业升级进行得并不顺利。我认为主要是市场信号混乱和金融体系的垄断低效。

　　改革三十多年来，在三大生产要素中，我们已经基本上理顺了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但资金价(1612.90,0.30,0.02%)格的扭曲，却是一个至今未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企业报》：除了低廉的劳动力，中国其他用工优势是什么？这些优势会对未来的企业和市场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吴要武：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先弄清楚我们在这个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是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具体来说，我们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人力资本储备较为可观。1999年，政府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今天的高校招生人数接近700万，为必将到来的产业升级提前做好了准备，也为人口红利消失后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维持增长速度提供了可能。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其次是有相当完备的基础设施。由于信息传递和物质运输较为便利，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展了市场范围，还构成了一个保护性门槛：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会因为用工成本提高迅速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

　　最大的优势是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范围大，分工链条长，只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设计正确的政策，中国各个领域都会人才辈出，增长的动力就会永不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