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正在国际明星舞台展开旋风般的“巡演”，最新一站是台湾。从现在起，台湾的银行将能够清算以“红背票”（redback，此处代指人民币）计价的交易，这让台北成为又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就像香港那样。新加坡和伦敦正在争相成为下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而中国已坐稳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子；考虑到这两点，是不是我们迟早会看到，全球很大一块贸易将以人民币结算，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将有相当大一部分为人民币资产？
　 
　　不会那么快。“人民币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renminbi，在豪华晚宴的闲谈中，从来没有哪个如此重要的词这么难发音）既有现实的成分，也有炒作的成分。我们最好回顾一下历史。在1925年左右美元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时，美国已占据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交椅长达40多年。即便如此，美元也只是在一战和欧洲贸易受到巨大破坏后才巩固了其地位。诚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飞速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确有可能以类似速度发展。但我们仍有理由怀疑，人民币还未做好准备，还不能成为像美元甚至欧元那样的全球货币。
 
　　表面看来，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显著的进展。自这项进程于2009年启动以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从无到有，目前占到该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9.5%。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已从2010年的2%升至2011年的9%。“点心债券”（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已经提速。发行这类债券的有卡特彼勒(Caterpillar)、麦当劳(McDonald’s)和乐购(Tesco)以及包括汇丰(HSBC)在内的多家银行。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已与从阿根廷到新西兰的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流动性互换安排。
 
　　但这些进展具有欺骗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最近一篇论文*中得出结论称，“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一切顺利”。他首先指出，离岸人民币使用量的增长已经停滞。实际上，香港人民币存款总额从2011年10月的5800亿元人民币略降至2012年3月的5540亿元人民币。直到不久以前，投机人民币升值还是一种单向押注——中国经济增长和美国对北京方面施加的压力确保了这一点。但从去年12月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走势就不那么好预测了。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竟然贬值了1%左右，这与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30%形成对比。中国经济前景转淡意味着，仅仅为了升值带来的收益而持有人民币不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其次，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也已放缓。余永定指出，迄今为止这种使用甚至只“停留在表面”，充其量是一种在不受限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受限的在岸人民币市场之间进行汇率套利的手段。他问道，如果大量人民币贸易只是为这种套利打掩护，那整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总部位于北京的研究机构“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也对人民币国际化表示了怀疑。龙洲经讯称，如今中国约6%的出口和13%的进口以人民币结算。这听起来很多。然而在1990年，德国使用德国马克结算的进出口比例分别是50%和80%。即便在因想控制本国资本账户而试图阻挠日元国际化的日本，这两个比例也分别达到了15%和38%。就这两个国家而言，这些都是它们达到的最高比例。如今，日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仅占3%，欧元占28%（但德国做到这一点靠得是加入货币联盟）。

　　与日本进行类比是有启发意义的。与日本一样，中国的增长模式也建立在国内廉价信贷和本币被低估的基础之上。日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才敢于开始放松资本管制——当时，日本或多或少已赶上了西方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则要更加依赖自己在配置信贷和保护国有产业及创造就业的出口商方面的能力。
 
　　这或许表明，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有些本末倒置。中国首先需要做的，是深化国内资本市场和放开利率管制，以便它们能对市场信号、而不是政府规划部门的电话指令做出反应。如果没有此类改革，放开资本账户将是危险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也不能取得快速进展。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首先启动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可能性是，中国的市场改革派人士希望，国际化的逻辑将倒逼国内的改革。这就像某种形式的“外压”(gaiatsu)——日本官员有时利用外部压力来推进国内政策。如果确实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就有可能迅速发展，对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和汇率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但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将保持牢牢的控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失去动力。
 
* 《再论人民币国际化》(Revisi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Yuan)，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