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中国经济减速怎么看？”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列为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第一问。经济低迷、不确定性增强时代的大众媒体，想当然地赋予经济学家阐释者兼预言者的角色，而经济学家们也在尽力负起他们的新责任，提供五花八门的解释和预测。
 
　　近期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已经几乎确证了中国经济趋缓的大趋势。问题不在于现象，而在于如何解释。观察者关心的首要问题是，这是中国经济良性调整的反映，象征着经济“软着陆”的可能，还是过去几年里政府的政策错误导致的结果，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直接关系到对2008年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评价。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人们在不约而同地在两二者之间划上因果联系的链条。
 
　　对于中国总理温家宝来说，这关系到他执政期间最重大的决策之一，因此在论坛第一天的演讲中，他也以不同寻常的言辞辩护了4万亿决策。“对于我们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甚至说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地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继续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这段略带情绪性的话在这场稍显沉闷的演讲中显得很突出。
 
　　事实上，围绕中国经济减速的争论也沿着这一界限表现出明显分野：对中国经济乐观者，对4万亿的微词很少，不看好者，则倾向于对4万亿的实施理由和效果提出质疑。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再次扮演了看好者的角色。他在论坛上重申“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20年”的观点，并强调中国不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应展开新一轮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还建议“全球马歇尔计划”，由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以帮助后者突破瓶颈——这也是林毅夫倡导多年的一个想法。
 
　　与此对照，其他经济学家直接激烈批评4万亿的虽然不多，但很多都表达一定程度的担忧。例如，经济学家张维迎针锋相对地认为，中国经济保持8%增速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政府继续大规模投资，问题会以“更大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分歧不只体现在中国人之间，外国人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在论坛期间的一场电视辩论中，WPP集团首席执行官苏铭天（Sir Martin Sorrel），就对节目录制开始前播放的预告片中，把经济减速解读为中国经济出麻烦，表示出不赞同。苏铭天说，西方没有资格批评增速仍维持在6%以上的中国经济，也不能断言中国经济减速就意味着其中存在问题，西方需要解释自己的错误，而不是盯着中国的错误。经济减速不过说明中国正在通过“十二五规划”走向更高质量的增长而已。
 
　　但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院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就提出了反驳。作为经济学家，萨勃拉曼尼亚显得更有底气。他说，减速并不代表质量的提高，因为“十二五规划”中讲到过的中国经济内在的不平衡问题，例如过度依赖投资驱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风险，没有什么力量能推动政治领导层突破利益集团的阻力，采取必需的改革措施，为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释放空间。
 
　　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观点则显得贴近中庸之道。他说，作为经济研究者，他既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唯一要做的是现实派。他说，中国有很多问题，但很多制度问题束缚了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没有独立有效的司法、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各种社会问题，土地产权及交易的不完善，这些制度因素可能影响增长。
 
　　虽然对经济减速的原因解释不一，但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却是基本的共识。李稻葵认为，中国年轻一代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抱有“近乎宗教式的信仰”，他相信中国即将上台的新领导层能在未来5年里动员草根阶层的力量，推进中国急需的制度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