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开始反英独立斗争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理解，是哪些因素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以及一国民众物质上的舒适和满足，依赖于经济生产率的提升。
 
　　由于一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一年只有365天，而且由于一国的资源禀赋通常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产率的提升，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举例来说，一个中国的农民，如果不再在田地里劳作，而是进入生产高质量服装的工厂，他的生产率就会大大提升。因为他不再使用传统的、低效的工具，而是在一种高效的工厂机制中，操作新机器，与许多其他工人共事，工厂的产品最终在有需求的市场上出售。
 
　　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只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和劳动力，还是同时有别的原因。这些“别的原因”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就是通过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将机器和工人结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大体上说，这些新的方式来源于科技的进步。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或日本，都主要或完全是依靠TFP的提升来实现更大程度的繁荣的，而不是靠增加工人或机器。
 
　　1997年以来的每年夏天，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发布各国竞争力报告，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商业竞争力进行排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细化，现在其随附的数据表已经达到500多页。对于考察各国国民财富的排名情况，以及理解繁荣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是一种细致的、成功的努力。
 
　　从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十年前的2002年，中国排在第47位，位于乌拉圭之后，巴拿马之前。2012年，中国已排到第29位，低于新西兰和文莱，高于爱尔兰和波多黎各。在这十年里，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排名都有提升，而法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排名显著下降。但是在2012年，中国在GCI中的排名其实是从去年的位置下降了三位，现在的排名和2009年相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在2009年之后已停止上升，中国国家繁荣提升的速度将会放慢？
 
　　GCI结果的计算，是基于三个主要的度量标准：（1）基本的前提条件（例如基础性设施、医疗和初等教育）；（2）能提升效率的因素（例如市场的有效化、更高水平的教育、金融市场的完善、科技条件的完备）；（3）创新和企业经营精细化因素（例如新专利的数目、科学家储备）。前两个度量标准，基本上对应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增加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例如更多的工人、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通过银行贷款提供更多营运资金。而第三个度量标准，即创新和科技的改善，则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GCI排名最高的20个国家（以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和荷兰为首），在第三项度量标准（创新和企业经营成熟度）上都有很高的得分。这些国家都在创造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在1980年的处境，很显然，这个有着庞大的贫穷农业人口的国家，能在不到30年时间里跻身GCI排名最高的30个国家之列，达到傲视群雄的高度，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仍有数亿人口需要脱离贫困，而中国众所周知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人口结构问题，让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必须继续创造繁荣。当然，你可以说GCI只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在我们把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和其他国家比较时，其他国家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也在不断前进的。但是，中国在2012年的成绩确实比前两年有所逊色。下降，就是在走向错误的方向。

　　中国之所以能在GCI排名中达到第29位，是因为它第一项标准的得分不错，第二项的得分则非常高。在一些衡量标准，例如飞机座位数量、铁路基础设施质量和初等教育入学人数上，中国的表现很好。但中国的经商环境仍然落在发达国家后面，而且在一些指标上的得分很差，例如企业承担的总体税率、贸易壁垒、创办企业的难度、进口渗透等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规范比较落后，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束缚了中小企业，让它们难以获得经营资金。不过，为了让中国的竞争力继续提升，最最需要中国实现巨大改变的方面，还是在科技的完善度、企业经营的精细度和创新方面。低水平的竞争优势，本地供应商、生产流程、市场营销和管理的低质量，都在拖中国经济的后腿。中国在创新潜力方面的得分很高，但在科学研究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储备等方面，表现得要差得多。
 
　　2012年GCI报告所传递的讯息是，如果中国希望自身的繁荣程度继续提升，它就必须继续对外开放，并改革国内经济。它不能原地踏步。2012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发布“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该报告指出了中国要继续改善自身境况所需走的道路。这个道路并不好走，但至少它是清晰的，它包括：（1）实施基于市场的改革来增强经济活力；（2）加速创新；（3）走向“绿色经济”；（4）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社会保障；（5）增强税基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6）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对外开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公布时，在中国政府的一些部门激起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引起了中国一些主宰性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不满。中国最有才能的学生中，有太多把自己毕业之后的雄心寄托在进入政府或大型国有企业上。中国固然需要把一些最好的学生送进中央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但更多的中国好大学毕业的学生需要被吸引到中小型企业里，需要让他们看到令人激动的、有价值的职业前景，以及不俗的经济回报。中国必须改善创业企业和小企业的成长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它们能通过更好的渠道来获取利息合理的贷款，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企业所有权、品牌所有权的法律环境。要实现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有尊严的生活的目标，中国必须鼓励和支持私人企业。
 
　　“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所设定的一系列方向，需要执行的决心和毅力。如果不执行，中国就必然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为考察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提供了一个年度的切入点，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不过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到2022年的时候，中国的GCI排名会比2012年高吗？还是会降低？中国自身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将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 
 
（注：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准备好了吗？危机后的世界新秩序》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