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现在深陷滞胀。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对症下药，很可能会引发通胀危机。随着滞胀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会抬头，威胁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经济。

　　中国是最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伤害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再加上存在大量过剩产能，贸易增长疲软将会延长其商业利润的下行期，造成中国银行系统大量坏账。允许实力较弱的企业破产，可能是解决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惟一途径。

　　滞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

　　全球化已经迅猛发展了20年。在过去20年间，贸易增速几乎是全球GDP增速的2倍。WTO体系虽然存在很多缺陷，但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倾销案件在2001年达到顶峰，为372起，去年则减少到155起。中国现在面临49起反倾销案件，相当于十年间的平均水平。考虑到中国出口增速是全球贸易增速的2倍，反倾销案件的数目保持在稳定水平，可谓差强人意。WTO体系对于发展中国的贸易是有益的。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还将会遇到更多颠簸。奥巴马政府已经就中国补贴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向WTO提起了申诉，并且否决了三一集团在美国的一个风电投资项目。欧盟和美国都在考虑对中国的太阳能设备出口实施制裁。美国国会刚刚判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可能会禁止其向美国出口。

　　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是选举政治的一部分，一旦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就会回到常态。但我认为情况刚好相反。经济增长疲软比选举政治更能助长贸易壁垒，除非全球经济很快重回高增长状态，贸易保护主义势必会迅速增长到足以永久破坏经济增长的程度，从而形成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增长疲软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没有人质疑自由贸易的理念。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自由贸易的优势。两个人之间进行贸易，必然能使两个人都收益，否则，交易双方不会达成一致。将这个理论扩展到两个国家时，就需要对理论做出必要的调整。显然，在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失去工作的工人生活将不如从前了。但是，如果工人能够找到工资相同的其他工作，那么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受益的。不幸的是，当贸易占GDP的比重巨大并且发展迅速之时，这一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被替代的工人需要大幅降低工资要求才能找到新的工作。劳动者收入的减少可能远远大于商业利润的增加。

　　即使商业利润的增加大于劳动者收入的损失，收入再分配也十分困难。在美国，很少有政界人士敢于讨论提高税率。在法国，政府对100万欧元以上的收入征收75%的边际税率，吓坏了有钱人。伦敦似乎正在削减税率，把很多大企业总部从瑞士吸引过来。中国的很多高收入金融专业人员都居住在香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很难对资本或流动性从业人员征税，而他们恰恰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人群。因此，对全球化增长的益处实施再分配是很难实现的。

　　尽管全球化在过去20年里也造成了大量的失败者，但是由于泡沫掩盖了其消极面，所以还是一派繁荣。在美国，华尔街创造的金融工具让一般人可以从通胀的资产价值中获得现金。在欧洲，金融泡沫使南欧国家政府能够以低利率借款来分配给本国人民。泡沫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给由于全球化而失业的人们创造了新就业机会。

　　高失业率是随着西方国家金融泡沫的破裂而出现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至此真相毕露。不可能再通过泡沫创造就业。想要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提供如此多的就业机会，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每当经济困境显而易见而又旷日持久之时，对待全球化或贸易的态度必定会发生变化。

　　就业危机延长

　　全球经济近乎处于衰退状态，未来许多年里仍将如此。美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徘徊在2%左右，根本无法为劳动力增长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降低现有的失业人数了。欧洲也处于衰退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也不可能走出衰退。日本经济很可能也处于衰退状态。新兴经济体已经从2010年至2011年的高增长率上冷却了下来，今年增长率很可能会徘徊在3%至4%之间。根据过去的标准，这些就是接近衰退了。

　　经济学相信市场经济有自我痊愈的能力。每当泡沫破裂，价格机制就会重新分配经济资源达到新的平衡，从而实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充分利用。因此，失业率会自然而然地下降。当高失业率存在时，经济学家倾向于指责福利制度，认为高额的失业救济阻止人们找工作，这种看法未免一叶障目。

　　在西方国家有两个因素会延长就业危机。首先，全球竞争可能会导致均衡的工资不能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世界各国的生活成本差异很大，当工资是全球统一决定，而支出由地方因素决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降低生活成本。这就是德国的优点。德国的工资，尤其是年轻人的工资，低得惊人。雇员可以接受低工资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用承担高额的学生贷款，房屋租金或医疗保险。但是，要改革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高失业率会持续很长时间。

　　其次，信息技术将会继续取代发达国家的白领工作，给全球化和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麻烦。技术从长远来看是个好东西。总体上会提高生产力。但是，当它取代了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员工的工作时，问题不是通过再分配就可以轻易解决的。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工作都将在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多余的，信息化带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消化。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需要实施困难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坐等价格机制的调整。

　　WTO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WTO体系给全球化提供了平台，跨国企业是全球化的领导者。跨国公司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是WTO体系成功的关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政治危机。通过税收实施再分配成为近来西方国家选举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反对提高税率。他们可以通过像瑞士和新加坡这样的避税天堂在世界各国重新分配利润。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受损时，这些活动就会被视为负面活动。政治举措相对于商业反应缓慢，但最终会赶上来。因此跨国公司很可能会在本国失去政治影响力。

　　比如，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一定会协调税率。如果英国不接受这种做法，就必须脱离欧盟。利润计算的规则很可能会收紧，从而抑制在避税天堂的消费。

　　通过提高税收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政治家会转而直接关注贸易。未来管理跨国贸易活动的规则将会更加复杂。外包壁垒也会增加。进口税会上涨。反倾销手段将会更加频繁地用于保护现有行业。WTO的黄金时代正在走向终点。实际上，贸易争端加起来足以打败WTO。

　　上次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终止于大萧条。经济学家指责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要么导致、要么加剧了大萧条。但是现实情况很可能更加复杂。劳动力市场应对全球化的能力有限，在后者发展过于迅速的情况下，政治因素将会不可避免地牵扯进来，阻击全球化。

　　过去20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这种关系不可能长期持续。最佳情况是两者的增长速度互相协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徘徊在2%至2.5%左右，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也将是如此。

　　如果中国可以维持其全球平均速度2倍的出口增长，这意味着出口增长速度将为4%至5%，通胀会让名义数字更高。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出口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现在制造业过剩产能的总产值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相当于总出口量的50%。如果中国提高对出口的刺激，贸易争端必定会增加。

　　当前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实在不靠谱。大多数地方政府很努力地在维持生产水平，推高库存。这种拖延战术只会增加最终调整的成本。地方政府和银行应当停止对市场调整的干预，对于效率低的企业应当允许其破产。只有当供求实现平衡以后，经济才能恢复增长，银行体系才能安全运行。

　　当前一些解决产能过剩的流行观点都是十分愚蠢而且是有害的。比如，投资刺激可能在短期增加需求。但是会导致未来的产能增加，造成更大的危机。通过政府法令“撤退低效产能”，将会使所谓的“高效”产能迅速取而代之，结果还是产能过剩。除非通过市场力量导致投资下降，否则产能过剩问题只会不断加剧。

　　全球环境已经发生巨变。中国经济的解决方案不能一成不变。任何对现实的幻觉都会带来灾难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