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初，中国政府都会制定本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经济指标就是GDP和CPI。今年的CPI目标为4%，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CPI涨幅为2.0%，从目前情况看，全年CPI基本能控制在3%，可以说超额完成任务已十拿九稳。但在我们看来，CPI的“达标”远不能说明中国物价已处于正常水平，相反，中国当前的物价水平极不合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就CPI本身来讲，国内CPI的统计其大多是针对中间批发环节进行的，而非针对实际的消费端，如商场、超市等，这无疑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其次，CPI反映的是物价增幅，这是个相对量，而不是绝对价格水平。事实上，当前中国商品的绝对价格过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物价几乎充斥着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些年，中国居民明显地感到食品价格的上涨，粮油、蔬菜、猪肉的价格不断地挑拨着普通消费者的神经。

　　与国外相比，就更能显出中国消费者负担的沉重。以俄罗斯为例，这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国家，粮食以及很多食品都要靠进口，价格应该很贵才对。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据安邦研究人员在俄罗斯的观察，当地的罐头食品，如熏鱼、蘑菇等，很多罐头食品的价格只有20－30卢布。也就是合人民币大约4元钱到6元钱，这样的价格远比中国超市中的食品低廉的多。同样是俄罗斯的常用品如伏特加，非常好的品牌也很便宜，比如俄罗斯人喝的白酒“1894”伏特加，只卖35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0元一瓶。而中国的白酒动辄就是上千元的价格。

　　再看美国，从美国打电话到中国的话，是1分钟1毛钱，中国打过去的话是1分钟8块钱；松下54英寸等离子电视，中国是40939元人民币，美国的价格相当于10239元人民币，是中国售价的1/4；在中国买贵一点的西服，比如阿玛尼，需要花人民币30000块；在美国买的话，折算人民币只有15000块。汽油价格，中国目前已经超过8元/升，而美国大约不到5元/升。汽车消费，宝马Z4在中国的售价是人民币58.9万元，在美国买的话，折算人民币20万而已。Samsonite的手提箱，在美国买一个27美元，是在中国价格的1/5到1/10。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表示，对比中国与国外的许多食品类商品的价格，可要发现中国社会的真实物价水平比CPI数据显示的要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老百姓如果吃上面发生了困难，那么其他的事情就根本谈不上了。现在在中国进一次超市动辄就需几百元的花销，这已经接近一般工薪族承受能力的极限，这其实也说明了中国的真实物价水平，远比CPI数据显示的要高。

　　分析造成中国当前高物价现状的原因，如下因素不能忽略：

　　首先，过高的税费负担增加了消费品的成本，提高了厂商的价格底线。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当时征管水平较差，税收征收率不过50%。为了弥补征管损失，中国制定了更高的税率：增值税税率确定为17%，由于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换算成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应该在23%，排在全世界第六位；企业所得税虽然2008年1月1日起从33%调减至25%，但这个税率仍要比周边国家高出很多。抬高商品成本的还有制度外收入，其中主要来源于“三乱”收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各目繁多，秩序混乱。这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制度外收入，至今仍屡见不鲜。

　　其次，与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有密切的联系。近些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最近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一般来说，0.46属于危机的边缘，超过0.5已经很严重了！虽然业内专家也提出了对该数据的质疑，但贫富差距拉大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个系数，我们不得不深思”。

　　收入差距的加大使中国的消费者结构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哑铃型，即中端消费偏少，而高端、尤其是低端消费者居多，这使得许多厂商倾向于采取高价策略。因为，作为厂商而言，首先要实现盈利，所以定价要在成本以上，如前所述，税费的高企抬高了产品的成本，厂商在此之上决定提价多少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对于中国这种哑铃型的消费者结构而言，需求弹性偏低，即厂商提价后造成的销量减少非常有限，这就决定了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必然抬高价格，造成物价偏高。当然，收入差距过大本身背后原因也很复杂，如税负过重，行业垄断，国家干预经济过多等等。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CPI目前已很难反映中国真实的物价水平，尤其是不能反映民众的生活感受。绝不仅仅是控制住了CPI，就控制住了中国的物价水平。要解决中国高物价的顽疾，说到底还是要通过改革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进一步市场化以提高经济效率，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