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王军

　　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提到经济增长时，强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高层领导人关于经济增长的最新说法，让人再次反思一些重大问题：经济增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增长？
 
　　经济增长不实在，表明经济增长的好处没有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享受到，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式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水分”要么源于统计数字的掺杂使假，要么是这种增长并非合意的增长，如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就会被纳入到GDP的统计数字中。增长的合意与否是从普通百姓角度来衡量的，百姓宁愿不要这种肮脏的GDP，也不愿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污染和损害。
 
　　其实，掺有水分的经济增长不过是中国官场“假大空”现象的必然结果，这在各个领域都有反映。以统计工作为例，一些地方官员为谋取个人和部门的利益，有时会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地对统计数字弄虚作假。当然，较为隐秘的还是通过举办各类大型公共项目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工程有不少属于典型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此类直接或间接向GDP数字注水的项目，虽然能够表现为经济的高增长，但却与民生关系不大。因为当领导的意志和政绩被高举时，对百姓有益的“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便被搁置了。从民生的角度看，这些面子工程是不可能有效益的，更无质量可言。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水分”呢？归根结蒂地说，是浮夸使然，浮夸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的“虚胖”，而且也使得经济增长不实在、无效益、缺质量。中国不少地区虚假增长的背后其实都是浮夸在作怪。尽管诸如“大跃进”似的浮夸运动不大可能在中国大规模地重演了，但浮夸的余毒仍旧存在，产生的根源至今仍未彻底肃清，在某些领域这种作风还十分盛行。 
 
　　众所周知，浮夸作风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正是浮夸使得中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几乎陷于停顿、瘫痪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群众早就厌倦了浮夸的做派，有识之士对此也多有鞭挞。但为什么浮夸至今仍在一些政府部门兴风作浪呢？道理简单而明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下级总有动机通过隐瞒或夸大事实来换取上级的欢心。此时，上级领导被蒙蔽了，上级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必然会贻误采取行动的时机。这一点已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例如，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过去出现的灾难，如上世纪60年代初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饥荒，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无法获取真实信息才出现的，属于不折不扣的人祸。这起早已写入教科书的历史悲剧告诉人们，确保信息，尤其包括统计数字在内经济信息的真实可靠和顺畅，对于管理一个国家的无比重要性。
 
　　浮夸的作法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与执政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背道而驰。在现实中，浮夸顽固且难以治理。在目前体制下，地方政府总是试图做大GDP，且不论这种GDP是如何创造的，GDP数字做大了，经济增长了，地方要员便能升迁做上大官。于是，一些地方要员为自身仕途考虑便会巧立各种名目，有时甚至铤而走险，提供虚假统计数字。为此，要根除官员的这种动机，就必须在制度上加以明确，即任何官员都无法通过GDP的数字游戏，尤其是通过牺牲公众利益来为其仕途铺路。尽管“不想当大官的官不是好官”的念头可能存在于各级官员的脑海中，但通过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完全有可能将官员做“大官”的信念引导至其他对社会有益的领域，而不是不停地琢磨，如何通过劳民伤财的折腾来吸引上级官员的眼球，并得到提拔等等。

　　那么，究竟怎样的增长最接近于实实在在的增长呢？换句话说，从全社会角度看，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对提升整个国民生活境遇最有帮助呢？其实，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已做过非常详尽的研究，如几年前亚洲开发银行曾提出“对穷人有益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概念，这种增长理念认为，对穷人有益的增长是真正推动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适用于中国现实的增长战略。之后，亚洲开发银行又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其要旨是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的必要性，强调了穷人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果实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共享增长带来的好处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
 
　　无论是对穷人有益的增长，还是包容性增长，都强调了经济增长不应忽略穷人的利益。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相同的社会财富如果用于帮助穷人，其效益是远远大于帮助富人的，也更为实在。毕竟，决定一国富裕程度甚至文明程度的往往不是最富裕的一群人，而是最穷的社会底层。从这些学术共识来看，对穷人有益的包容性增长一定是最合意的增长，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增长。对穷人有益的包容性增长还是最接近“有效益、有质量”提法的增长，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把环境保护问题协调好，那么，这种增长就具有“可持续”的意味了。
 
　　环视全球，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深陷贫困泥沼，难以自拔，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未能有效地实施对穷人有益的增长战略，也没有落实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这些国家的通病是，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悬殊，分配不均，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被富人瓜分，落到穷人手上的财富少得可怜。这些尚未踏上发展正途的国家，需要的正是对穷人有益的包容性增长。考虑到我国还有不少地区仍很贫困，许多人至今仍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尚未摆脱贫穷，因此，上述主张对于我们调整增长理念同样是适用的。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了新的期待，并呼吁在关键环节进行“顶层设计”。由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因此，除非进行顶层设计，否则，中国各级官员不大可能自行转变追求GDP的老套做法，而那种名目繁多且难以甄别的政绩工程也是难以有效遏制的。
 
　　要挤掉中国经济增长的水分，同样离不开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上看，顶层设计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重要机构的梳理和定位。既然“不做假账”已经成为各级统计机关难以恪守的底线，那么，就应该通过一些制度性的设置，避免和减少对统计工作的不当干预，确保统计数字尽可能地干净，并如实反映真实的经济生活。例如，对经济增长是否含有水分这一问题最该负责的部门，即各级统计局，包括国家统计局，都应该是各级人大的职能部门，而不应是国务院的下属单位，这样至少从程序上可以理顺并树立统计数字为全国人民负责和服务的理念，同时，另一些对统计数字真实性进行把关的重要部门，如各级审计局，也应该从政府部门剥离开来，置于各级人大之下。这种建议其实并无新意，因为国外不少国家就是这样设置的，而且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
 
　　从长期或者从治国理念上看，各级政府应尽量避免以政治的名义干预经济生活，毕竟经济生活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尽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我们应努力避免经济沦为政治的工具，GDP成为一些官员的数字游戏。这是未来中国改革和顶层设计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而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成熟度和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志。
 
　　总之，要实现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制度先行，以此预防并根治各级官员的浮夸动机。同时，还需要更加明晰的政策导向，让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地让穷人分享到，而这也正是“实实在在增长”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