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上至下推进改革获共识，从何处着手众说纷纭

* 大部制，城镇化，财税体制等均被热议

* 改革如何顶层设计，选择突破口至关重要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这番表态，令外界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充满了期待.只是，在大部制，城镇化，财税体制等这些被热议的话题中，究竟哪一个才是推动改革的突破口?

　　从新任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初颁布的改革工作作风八条新规，到其重踏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之路，其中传递出的改革信号不言而喻.但对于改革方案如何顶层设计，改革是多管齐下抑或火力集中，研究宏观政策的专家们却有如雾里看花。

　　"包括新一代领导人，上下都想要改革，不改革，中国没出路。"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夏斌称，"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怎么布置?怎么要求政府各个部门一步步往前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也指出，中国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目标模式。如果不继续改革，接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改，领导人必须懂得这一点，"拖延改革是替改革增加困难，现在还是改革的时候。"

　　尽管11月的多项经济指标均确认中国经济已企稳回升，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等，使得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最大考验。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其中就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此前曾表示，期待中国能在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出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踏上全面推进改革的征途。

　　**大力推进城镇化**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无路可循，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现在水深了，水深了以后摸不着石头怎么办?或者是在河床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回来了怎么办?"厉以宁称，"这种情况一定要顶层设计，要统筹安排，要通盘考虑，要有战略家的眼光。"

　　他认为，中国顶层设计改革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决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大突破包括明确承包期70年不变，林地可以抵押，以及林权承包到户，极大激活了农民的积极性。

　　至于中国新一届政府力推的城镇化，厉以宁则建议，中国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应分三部分组成: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

　　他解释称，老城区是历史形成的要改造，要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则是工业化，新兴产业的聚集地，同时老城区的工厂也要搬过来;至于新社区，就是新农村，但要在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的平等权利，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一体化，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

　　夏斌则提到，城镇化的问题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的"抓手"。是一个战略任务目标，而不是现在对部门的具体工作要求，它没法一下子实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他认为，城镇化不是仅让农民进城的户籍问题，是要享受市场待遇，涉及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这些问题说穿了是钱的问题，是财政拿钱的问题。地方财政能不能拿?怎么拿?"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51.3%，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通常城镇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2亿到3亿人口还要涌入城市。

　　据有关测算，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能带来7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0%左右。未来7-8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包括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将超过40万亿元。其中，社会保障支出大约需要支付15-20万亿，若要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支出总额可能会不断膨胀。

　　**国企改革，打破垄断**  

　　而对国企垄断，应降低其市场份额的批评声亦不绝于耳，尤其是围绕中国此前出台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落实不尽人意，呼吁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建议将出售的股权收入用于补充中国社保资金和应对老龄化社会。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尖锐地批评，"国有企业其实很多部门，如果我们真正废除了垄断，就看出它是无法生存的。"并以出版业为例，中国大量的出版社是靠垄断的特权带来的书号生存。如果这些书号都废除了，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之后就办出版社的话，现在大量的国有出版社就会倒闭。

　　他认为，国企改革最重要的取决于领导层的决心，同时还应尽快限定国有企业的投资领域，并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降到10%以下，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有希望。

　　粗略统计，截至2011年底，由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和由财政部、汇金公司投资的金融企业，净资产共约15万亿元，其中在上市公司中，国家控股超过51%以上的股份达到2万亿元。

　　建议国企退出竞争领域的观点也得到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认同。他认为，要达到民企和国企机会平等目标，国家必须从拥有企业，经营企业的活动中退出来，否则经济平等，实现法制的愿望不太可能实现。

　　至于出售或减持部分国企股权的收入，专家们则建议用于充实社会保障资金，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养老金收支缺口。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此前就建议，加大国有资产划拨力度，划拨国有资产可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完善现有国有企业上市将其股份或募集资金10%划拨给全国社保基金的制度，并把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这项管理办法上升为国务院的专项条例。

　　同时将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按不低于20%的比例划拨全国社保基金;如有需要，将国家控股比例过高的中央企业(包括金融企业)部分股份划拨全国社保基金。

　　有趣的是，在中国一波接一波的批评国企垄断的讨伐声中，国企是中国的纳税大户，以及其在就业等方面作出的贡献等不时出现在中国官媒的显眼位置。

　　"实际上对于垄断的含义和概念没有弄清楚。市场经济要平等竞争，必须要理直气壮地打破垄断，不然没有市场很好的环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称。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大部制**

　　如何将强势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也是专家们热议的改革话题之一。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涉及到对现行财政体制中权责利界限不清，公共服务缺乏且不均等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抨击。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称，中国财税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非税收入过高，以及财政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歧视性和特权分配。

　　"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很正常的做法，尤其财政资金的使用又是无偿的，因此转移给哪个部门或哪个地区就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孙钢进一步解释。

　　或许这也道出在中国的政府机关中，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以及紧握财权的财政部总处于强势的重要原因。而期待收缩政府部门权力的大部制改革无疑也被寄予厚望。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严控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部门人士坦承，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太多，县乡镇市省各级政府公务员，还有人大政协等，庞大的行政开支，臃肿的机构设置怎么可能有高效率?

　　"在我看来眼下中国最重要要减人，如果我们官僚还是这么大的体制，还是这么强势的政府、全能政府，税是不可能减下来的...，所以首先要拆庙减和尚，这是最重要也最需要去改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一语中的。